在我们理解大脑之前
第 01 / 24 章 · 神经科学史小说

黑色的森林

Golgi × Cajal:大脑是一张网,还是由独立细胞组成?

凌晨十二点四十七分,空调还在响。楼下最后一家便利店的灯也快熄了,我却把同一张全脑功能连接图又放大了一倍。红线和蓝线从一个脑区牵到另一个脑区,连得很热闹,像一座人人都在赶路的城市。我核对过数据、协变量和多重比较校正,十一条连接还留在屏幕上。下午发给导师的图,他只回了一句话:“图很好看。然后呢?”我在电脑前坐到半夜,没有想出第二句。

手机在桌角亮过两次,都是母亲。我回她:忙完打给你。等我想起这句话,已经过了十二点。我把手机翻过来,屏幕朝下,留在那张脑图旁边。

我重新打开分析脚本,检查预处理,检查头动阈值,检查分区模板,又把模型跑了一遍。结果没有变。那条连接仍然显著,P值停在同一个位置。可“显著”并没有替我回答问题。它只是在更坚定地告诉我:这里有某种差异。至于为什么有差异,它和神经元的放电有什么关系,和突触有什么关系,又为什么最后会落到人的情绪、记忆和行为上,屏幕一句话也没有说。我突然产生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我每天都在研究大脑,可我研究的似乎只是“大脑的影子”。我关掉统计软件,在浏览器里输入了一个名字:Santiago Ramón y Cajal。我以前当然知道他。神经科学教材的第一页几乎绕不开那几张著名的神经元手绘图:树枝一样展开的树突,细长的轴突从胞体伸出去,密密麻麻,却奇异地有秩序。我们习惯把那些图当成历史插图,就像在介绍显微镜之前先放一张列文虎克的画像。可那天晚上,我第一次认真去想:在Cajal之前,人们看见的大脑到底是什么?

浏览器打开了一份1906年的诺贝尔奖演讲。我往下滑,屏幕上出现一张黑白图。黑色的细胞像冬天落尽叶子的树,悬在苍白的背景里。Cajal在那场演讲里坚持一个今天听起来近乎常识的观点:神经细胞彼此接触,却并不彼此连续。我盯着“接触而非连续”这几个字看了很久。然后实验室的灯灭了。不是停电时那种先闪一下、再留下电脑风扇声的黑。是一种彻底的黑暗,连应急灯都没有亮。我下意识伸手去摸手机,指尖碰到的却不是桌面。是木头。很硬,边缘被磨得发亮。我闻到一种刺鼻的气味,像实验室里银盐、酒精和潮湿木柜混在一起。黑暗只持续了几秒。等视野重新亮起来时,我面前已经没有显示器,也没有离心机和移液枪。窗外的光从高大的木窗斜着照进来,一台黄铜显微镜放在桌上,镜筒细长,下面的反光镜正把日光送进载玻片。[1.3]

一个男人背对着我坐着。他的肩膀略微前倾,右眼贴在目镜上,左手控制着载物台,右手拿着一支削得很尖的铅笔。桌边散着几张纸,上面画满了我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结构。我第一眼就认出了其中一张。小脑浦肯野细胞。我大概站得太久。男人没有抬头,只说了一句什么。我听见的是西班牙语,可意思却像中文一样直接落进脑子里。

“如果你打算一直站在那里,至少别挡住光。” 我猛地往旁边让了一步。他这才抬起头。照片里那张脸年轻了许多,却没有年轻到让我认不出来。浓密的胡须,深色的眼睛,目光里有一种几乎让人无处躲藏的专注。

“Ramón y Cajal?”我脱口而出。 他皱了皱眉。

“你认识我?” 我看了一眼桌上的稿纸。纸角有日期,1888。我的第一反应不是激动,而是想吐。任何一个做过长时间数据分析的人都知道,真正让人恐惧的不是软件报错,而是你不知道自己现在看到的是bug还是结果。眼前这一幕显然已经超出了我处理bug的能力。

“我……学医学。”我说。 这句话至少有一半是真的。

“从很远的地方来。”

“看得出来。”他说,“会切片吗?” 我还没想好该怎么回答,他已经把一小块组织推到我面前。于是我穿越到十九世纪后的第一项工作,不是见证伟大发现,也不是向未来的诺奖得主提出一个惊世骇俗的问题,而是被安排处理一块鸡的小脑。那天下午我才真正明白,历史课本上“Cajal利用Golgi染色法观察神经系统”这句话究竟省略了多少麻烦。所谓“黑色反应”并不是把脑组织丢进一瓶试剂里,等十分钟,取出来上机拍照。组织要经过重铬酸钾处理,再进入硝酸银溶液,银铬酸盐会在极少数细胞里形成深色沉积。神奇之处恰恰在于它不把所有细胞都染出来。大多数细胞仍然沉默,只有少数细胞从背景里完整地黑下来,胞体、树突、轴突,一直延伸到细小的分支。

第二天清晨,我才有机会真正打量这个人。Cajal不像后来铜像和纪念邮票上那样端正。他工作时坐得很靠前,像随时会钻进显微镜里;胡子并不总是修得齐整,袖口偶尔沾着试剂留下的浅色痕迹。桌角除了医学书和玻片,还压着几张风景速写、一只拆开的相机部件和几张试印的照片。我很难把这些东西和“神经元学说之父”这种庄严称呼放在一起。他更像一个兴趣太多、脾气太急、恨不得同时把眼睛、铅笔和摄影机都训练成研究工具的人。

我问他是不是一直喜欢画画。他先“嗯”了一声,像觉得这个问题和实验没有关系,过了一会儿才说,年轻时他更愿意做画家。他父亲显然不赞成,医学才是正经道路。说到这里,他难得笑了一下:“结果我还是在画。”他说着把一张小脑图转过来给我看,“只是现在没人能说这些画没有用。”那一瞬间,我第一次觉得历史人物从教科书里走了下来。后来被写成“天才观察家”的能力,并不是某天突然出现的礼物;它曾经是一种不被父亲喜欢的爱好,一种少年人的倔强,最后被他带进了实验室。

他的倔强并不总是讨人喜欢。一次我把三张看起来“差不多”的切片放到同一格,他立刻让我重新编号。我解释说它们来自同一只动物、同一个脑区,应该不影响判断。他没有发火,只把三张玻片一字排开,让我逐张看。“科学里最危险的词之一就是‘差不多’。”他说,“你今天把三张切片说成差不多,明天就会把两个结论也说成差不多。”我只好把标签重新写了一遍。那天以后,我开始理解为什么这样的人会愿意为一根看不清的纤维追上几个小时,也开始理解为什么和他共事的人可能既佩服他,又觉得疲惫。

如果所有神经元都同时显现,大脑反而仍是一团无法拆解的森林。只有当绝大多数树木暂时消失,剩下的几棵才第一次露出完整的枝条。

“它很不可靠。”我看着一张几乎什么也没染出来的切片说。 Cajal把它拿过去,放到光下看了一眼。

“所以要做下一张。”

“如果下一张也不行呢?”

“再做。” 他说得像我问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到了第三天,我已经不再试图计算自己究竟在哪一年、怎样回去。我开始帮他换溶液,标记切片,递玻片,在他观察时记录不同区域。Cajal尤其喜欢年轻动物的神经组织。幼年的神经系统还没有被大量成熟结构遮蔽,细胞轮廓相对更容易追踪。小脑、视网膜、脊髓、嗅球,一个区域接一个区域地被放到显微镜下。真正占据他时间最多的不是“看见”,而是确认。

一张漂亮的切片并不能让他满意。他会换动物,换年龄,换脑区,换切面;会在不同染色条件下寻找同一种结构;会把一条细细的突起从胞体旁一路追过去,直到它离开焦平面,再重新调整镜头。遇到无法判断的地方,他宁愿在图上留白。我原以为自己会在伟大发现发生的时刻听见某种戏剧性的句子。事实上,更多时候实验室里只有铅笔摩擦纸张的声音。

“你为什么一直画?”有一次我问。 他没有停笔。

“因为照片会把你看见的东西都留下来,包括你不理解的东西。”他说,“画画逼着你决定,哪一条线属于哪个结构。”

我看着他的手。在我的时代,我们习惯把“主观”当作一个需要尽量消除的词。自动分割、深度学习、批量分析,最好所有图像都由算法处理,人的手越少越好。可Cajal的图并不是随意的艺术加工。那支铅笔更像一套极慢的分析程序:他必须沿着每一根纤维追踪,必须比较不同切片,必须在脑中重建二维切面背后的三维关系。我忽然意识到,他画的不是“像神经元的图”。他是在用手做空间建模。

第四天早晨,我比Cajal先到实验室。窗还没完全亮,桌上昨天留下的玻片在灰色天光里排成一列。我忽然觉得这个地方和我熟悉的现代实验室其实没有那么不同:真正占据科研生活的并不是“发现”,而是等待、重复、标记、失败,再重复。只不过我们等的是测序仪和服务器,他等的是组织固定和银盐反应。Cajal到得很早。他脱下外套,把一摞已经干燥的切片放到桌上,没有寒暄,先从昨天失败的那批开始看。第一张几乎全黑,沉淀把细节盖住;第二张只有血管和一些难以判断的结构;第三张仍然不好。他每看完一张就在纸上做一个小记号。直到第七张,他突然停住。我以为“发现时刻”到了,立刻凑过去。

“别兴奋。”他说。 “这张很好。” “正因为太好,所以先怀疑。” 我愣了一下。他把相邻的几张切片找出来,重新核对同一片区域,又换了一块组织。漂亮结果如果只出现一次,可能是幸运;只有它在不同材料、不同切面和不同观察中以相似方式回来,才开始有资格成为证据。这让我想起自己做分析时最喜欢的那类图:颜色对比强,组间差异大,P值漂亮,拿去汇报一眼就能抓住听众。可如果一个结果漂亮到超过预期,我通常首先想的是怎样把它讲好。Cajal首先想的却是它会不会骗他。那一天没有发生任何足以写进教材的事。中午以前,我们只得到两张可用的切片;下午他教课,回来后继续画图;天快黑时,他因为一条纤维到底是终止还是离开切面而和自己较劲了很久。最后那一段没有被画进正式图里。

“为什么删掉?”我问。 “因为我没有看清。” “可它很可能是……” “可能不是结构。”他说,“可能是愿望。” 我后来常常想起这句话。我翻回自己的记录,发现那条没有看清的线,已被我顺手补上了一截。1887年,他曾在马德里拜访Luis Simarro的私人实验室。Simarro向他展示了用Golgi法处理的神经组织。Cajal后来多次回忆,那次观看几乎改变了他的研究方向。在那之前,显微镜下的神经组织更像一团纠缠不清的纤维;而Golgi的方法第一次让单个细胞带着全部突起从混乱中显现出来。

我后来才知道,Cajal并不是那种对自己毫无怀疑、一路凭直觉冲向正确答案的人。恰恰相反,他对“看见”这件事警惕得近乎苛刻。他痴迷图像,却又不完全相信图像;喜欢摄影,却知道底片不会替研究者完成解释;喜欢画画,却不断提醒自己铅笔最容易顺着期待去补上一条本不存在的线。这个矛盾几乎构成了他的性格:他有艺术家的想象力,却强迫自己用重复实验去约束想象。

晚上收拾桌面时,我问他:“如果你这么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为什么还做显微解剖?”他把最后一片玻片放回盒子里,反问我:“还有什么选择?”没等我回答,他又说,“怀疑眼睛,不是不用眼睛。是多看一次。”这句话没有后来那些名言那么适合被印在海报上,却更像我认识的Cajal——不是永远正确,而是不允许自己太快地相信正确。

“所以Golgi是对的?”我故意问。 Cajal终于停下笔,看了我一眼。

“他的办法是对的。”

“理论呢?”

“那是另一回事。” 这句话让我记了很多年。同一种方法,可以制造证据,却不会自动制造正确的解释。Golgi看见那些黑色细胞后,仍然倾向于认为神经系统最终形成某种连续的网。那并不是一个荒唐的想法。十九世纪的显微镜分辨率有限,细胞的纤维彼此交织,许多末梢像是钻进了另一条纤维里。更重要的是,如果大脑能够如此迅速、如此协调地工作,把它想象成一张连续网络其实非常诱人。信号沿着网络流动,一切都连接在一起,解释简洁而完整。Cajal的问题是:如果真是一张连续的网,为什么他反复看到许多轴突在靠近其他细胞后终止,却没有真正融合?那天下午,他让我看一张小脑切片。

我调整焦距。一个浦肯野细胞慢慢从黄色背景中浮现。它巨大的树突冠向上展开,像一棵被压平在玻片里的老树。另一根纤维从远处靠近它,分叉,缠绕,贴得极近。可没有连在一起。

“看见了吗?”Cajal问。 “看见了。” “什么?” 我差一点说出“突触”。这个词在1888年还没有进入神经科学。我把它咽了回去。

“它们靠得很近。”我说,“但是彼此不是同一条结构。” Cajal点了点头。

“重要的不是近。”他说,“重要的是边界。” 我忽然想起自己电脑里的功能连接矩阵。两块脑区之间有相关性,我们就画一条线;两个变量共同变化,我们就说它们“相关”。可Cajal面对的也是无数相互靠近、相互缠绕的线。他真正要证明的,不是哪里有线,而是线在哪里停止。我在矩阵的草图旁,重新描了一下那根纤维的末端。

史料插页|Cajal时代神经元绘图语言的示意重绘(点击放大)
史料插页|Cajal时代神经元绘图语言的示意重绘。
完整图注与资料说明为本书设计插图,并非原始历史照片。

当天晚上,我一个人留在实验室。桌上放着一张写有“Golgi”名字的旧文献。我伸手翻页时,鼻腔里那股熟悉的银盐气味忽然变浓。窗外的巴塞罗那消失了。下一秒,我站在一间更小、更凌乱的房间里。炉台旁摆着玻璃器皿,墙面有潮气,桌上是一只装着深色液体的容器。一个比Cajal年长的男人正在灯下查看组织块。这一次,我没有立刻叫出他的名字。但我知道自己在哪里。1873年,意大利北部,Abbiategrasso。Camillo Golgi当时在当地的慢性病医院工作。这里远离Pavia大学那些条件更好的实验室。他能使用的研究空间很有限,却一直在寻找一种能把神经组织结构真正显现出来的方法。

Golgi的实验空间远没有后来教科书给人的庄严感。桌面窄,器材简单,玻璃器皿需要反复清洗,很多步骤只能靠经验判断。真正让我意外的是,他并不像一个“等待灵感降临”的人,更像一个被方法问题困住很久的技术员。怎样让组织硬化得恰到好处,什么时候转移到另一种溶液,哪些沉淀是结构,哪些只是背景,这些问题并不浪漫,却决定了显微镜里有没有一个可解释的世界。我看着他连续检查几个组织块。某些完全失败,某些只出现局部深色,还有一些黑得难以辨认。直到一张切片里,少数细胞突然完整地从背景中浮出来。Golgi没有欢呼,只是把它与前面的失败样本一张张比较。

更准确地说,那甚至不像一间正式实验室。1873年的Abbiategrasso,医院没有为他准备像样的研究设施,Golgi把工作挤进住处的一角,后来回忆中常被形容为一间厨房式的小实验空间。白天他要面对病人和医院事务,夜里才有时间处理脑组织。桌上没有一件东西看起来昂贵。玻璃器皿、简单的金属工具、几瓶试剂,再加上一盏足够把影子拉得很长的灯。与Cajal那种近乎燃烧的专注不同,Golgi的动作慢而稳。他话很少,每次移动标本都像已经在脑子里把下一步做过一遍。

我原本因为后来那场著名争论,潜意识里把Golgi想成一个“站在错误一边的人”。真正和他待在同一间屋子里后,这种简单的划分很快变得可笑。他并不是因为粗心才看不见Cajal后来看到的东西。相反,他对方法有一种近乎固执的耐心。一个染色条件不理想,他不抱怨;一片组织没有显出结构,他重新计时;遇到不确定的沉淀,他宁愿把它当作伪影。安静、克制、方法主义——这些优点帮助他发现了黑色反应,也可能让他后来更不愿意接受一个超出自己原有框架的解释。

现代实验室里,我们经常把“方法优化”写成论文方法部分最短的一段。浓度、时间、温度,像是从一开始就知道该怎么设定。站在Golgi旁边,我才意识到任何成熟方法在被写成三行步骤以前,可能都曾经是一大片没有地图的沼泽。我看着他把经过重铬酸钾处理的脑组织放进硝酸银中。没有荧光显微镜,没有共聚焦,没有抗体,没有数字成像。整个方法听上去简单得几乎让现代人怀疑它怎么可能改变科学史。可显微镜下的结果出现时,我还是屏住了呼吸。背景很淡。只有几枚细胞被染成近乎纯黑。黑色从胞体一直灌进细长的突起,像墨汁沿着一棵树的全部枝条向外爬。它们不是教材里经过整理的示意图,而是带着不规则的角度、粗细和弯曲真实地存在着。

我突然明白了这个方法最聪明的地方。它没有提高显微镜的放大倍数。它提高的是“可见性”。在现代实验里,我们喜欢谈信噪比。Golgi没有这个词,但他做的事情几乎就是把信号从背景中剥离出来。只让少数细胞显色,看上去像技术缺陷,却使单个神经元的突起更容易被完整追踪。一个方法的局限,变成了它最大的优势。Golgi显然比我更熟悉这种震撼。他只是把目镜让开,问我看见了什么。

“一个完整的细胞。”我说。

“一个完整的结构。”他纠正我。我把后面的话咽了回去。“细胞”这个词,已经替我选好了答案;对他而言,问题还没有结束。1873年的显微镜看不见突触的细小间隙,眼前这些交错的纤维仍然容得下两种解释。我不能拿一百年后的课本来纠正他,只能再低下头,看看哪一根线确实到了尽头。


1906年秋天,我又一次在Cajal身边醒来。这一次没有显微镜,也没有银盐的气味。桌上放着一封来自斯德哥尔摩的电报,短得几乎配不上它后来承载的历史重量。Cajal把它读了两遍,没有像我想象中那样猛地站起来,也没有说“终于”。他只是把纸放下,又拿起来,确认上面的名字和日期。我已经知道结果,却还是忍不住盯着他的脸。那不是一个年轻研究者突然被世界承认时的狂喜,更像一个做了二十多年同一件事的人,忽然发现远处有人终于看见了灯。

“你要得诺贝尔奖了。”我说。这个词对我来说天然带着金色、掌声和新闻推送的光泽;对他来说,当时还只是创办不过几年的一个新奖。更出乎我意料的是,他先问:“和谁?”我说出Golgi的名字。Cajal沉默了一会儿,脸上没有我期待的戏剧性不满。他当然不同意Golgi关于神经网络连续性的判断,却从不否认那套染色方法的决定性价值。后来他也公开承认,将一半荣誉授予Golgi有充分理由。科学史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里:你可以认为一个人的理论错了,同时知道自己的最好证据离不开他的发明。

真正让房间热闹起来的反而是旅行本身。礼服、行程、语言、斯德哥尔摩的冬天——这些琐碎得不像诺奖史,却恰恰最像生活。Cajal显然更习惯显微镜,而不是礼仪。到了斯德哥尔摩,关于他礼服不够利落、需要旅馆工作人员帮忙整理的回忆后来甚至被诺贝尔委员会主席的女儿写进了早期颁奖典礼的记忆中。我站在房门旁,看着他对着一套正式礼服露出比面对坏切片还不耐烦的表情,第一次觉得“诺贝尔奖得主”也是会被领结折磨的人。

黑暗再次出现时,我已经学会不挣扎。这一次,周围先响起的是掌声。我坐在一排陌生人中间。男人们穿着正式礼服,空气里有冬天带进室内的湿冷。讲台上的人头发已经花白,面孔却仍然可以从肖像里辨认出来。Camillo Golgi。日期是1906年12月11日,斯德哥尔摩。三十三年前,他在一间简陋实验室里做出了黑色反应;现在,他因为对神经系统结构的研究站上诺贝尔奖讲台。而最不可思议的是,第二天站在同一讲台上的人将是Cajal。两个人分享同一个奖。却并不分享同一个答案。Golgi在演讲中没有借机与对手和解。他依然公开质疑已经越来越占上风的神经元学说。他承认神经细胞的许多结构特征,却不接受把整个神经系统理解为一个个彼此独立、仅靠接触发生联系的单元。

我想起前一天,12月10日的颁奖典礼。那一年,生理学或医学奖第一次由两位科学家共同分享,每人一半。典礼设在斯德哥尔摩的音乐学院礼堂,台前摆着Alfred Nobel的像,花饰和旗帜让整个空间显得比实验室世界明亮太多。介绍获奖工作的演说结束后,奖章和绘制精美的证书由国王亲手交给获奖者。委员会主席在仪式中分别用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向两人致意。站在后排的我却一直盯着他们的手:同样接过奖章的两个人,将在接下来的两天分别站上讲台,为几乎相反的神经系统图景辩护。

那张证书比我想象中更像一件艺术品,繁复的边饰、手绘的色彩和一整页严肃的文字,与实验室里被银盐染黑的细胞形成一种奇异的反差。我忽然意识到,奖项总是在发现之后替它加上仪式感,可发现真正发生时通常没有这么好看。没有音乐,没有国王,没有精心绘制的证书。只有人、器材、失败和一个还没被命名的问题。

史料插页|1906年诺贝尔奖的关键时间节点(点击放大)
史料插页|1906年诺贝尔奖的关键时间节点。
完整图注与资料说明事实依据 Nobel Prize 官方档案整理。

我坐在台下,突然感到一种后来很少能从教科书里感受到的紧张。诺贝尔奖没有让争论消失。它只是把争论搬到了全世界最亮的舞台上。

Golgi的演讲甚至没有试图回避矛盾。他开场便明确表示自己一直反对神经元学说,随后用大量结构观察为连续网络的可能性辩护。坐在不远处的Cajal显得异常安静,可那种安静更像压着一股火。他后来回忆,当时几乎因不耐烦而发抖。我突然明白,这不是两个老人在争论一个已经写进教材的名词,而是两个科学家都相信自己正在保护对“证据”最忠实的解释。

第二天,轮到Cajal。他没有把演讲变成私人反击,而是从小脑、脊髓、视网膜、嗅球一路展示那些多年积累的结构证据。他强调的核心很简单:神经细胞是形态上独立的单位,它们彼此接近、接触,却不必融合成一张连续的原生质网。听众今天已经知道哪一套框架后来胜出,可在1906年的礼堂里,未来并没有写在墙上。那种不确定性让我背后发凉。

我又想起12月10日晚在Grand Hôtel举行的宴会。灯光照在镜面和餐具上,科学家、王室成员、外交官和教授们被安排进同一个正式而热闹的空间。有人后来回忆,Golgi以温和的法语答谢,而Cajal开口时略显拘谨,法语说了几句便停住,最后干脆用西班牙语讲下去。很少有人真正听懂全部内容,可他的情绪越讲越强,掌声也随之起来。我坐在较远的位置,忽然觉得这个场面比任何“天才领奖”的神话都更真实:一个习惯用图说话的人,被迫在一间华丽大厅里用并不熟悉的语言接受全世界的祝贺。


那晚散场后,两位获奖者隔着一段距离站在人群中。有人向Golgi祝贺,也有人围着Cajal谈论神经元学说。我站在门边等人群散去,想起自己在两间实验室里看过的切片。同一种染色方法,在他们手里留下了不同的判断。共同获奖并没有使这些分歧消失。

后来几十年,新的方法和观察会逐渐加固神经元学说;电子显微镜还会让细胞之间的狭小间隙显现出来。1906年的他们看不到这些。我也不能把未来的切片带到台上。12月12日的演讲结束后,我在走廊里追上Cajal。他看了一眼我手里的本子,脚步慢下来。从巴塞罗那的显微镜到这个讲台,他走了十八年,我却只记得几次忽明忽暗的灯光。

奖章已经装进盒子,讲台上的分歧却还在。我原来以为领奖以后,一项发现就有了最后的答案。如今看着两位获奖者分别离开,才知道奖项可以确认他们做过的工作,剩下的争论仍得交给实验。

“教授。”我叫住他。 他转过身。我本来准备了很多问题。关于天才,关于坚持,关于如何判断自己的理论是不是正确,甚至关于诺贝尔奖究竟意味着什么。可真正站到他面前时,我最后只问了一句:

“如果神经细胞彼此并不连成一体,那信息怎么从一个细胞过去另一个细胞?” Cajal看着我,像看着一个刚刚把门推开的人。

“这,”他说,“就不是单靠形态学能够回答的问题了。” 他离开以后,我站在走廊里没有动。十九世纪已经帮我们找到神经系统的基本单元。但一个更麻烦的问题随之出现。如果这些细胞彼此独立,大脑为什么还能像一个整体那样工作?如果它们之间真的存在缝隙,信号又靠什么越过那道缝隙?几年以前,一个英国生理学家已经开始为那道看不见的边界寻找一个名字。他最后选了一个来自希腊语的词。Synapse。突触。

史料卡|第一章:从1873年的“黑色反应”到1906年的诺奖争论(点击放大)
史料卡|第一章:从1873年的“黑色反应”到1906年的诺奖争论。
完整图注与资料说明依据原始论文与诺贝尔奖官方资料重绘。

我在心里念出这个词的时候,斯德哥尔摩的走廊突然变得很远。这一次,我先听见了一条腿猛地收缩时实验台发出的撞击声。

史实与创作说明

Golgi于1873年前后发展出后来被称为“黑色反应”的银染方法,使少数神经细胞能够在复杂背景中完整显现;Cajal从1880年代末开始系统改良并应用该方法,以不同脑区、不同动物和不同发育阶段的大量观察支持神经元学说。1906年两人因神经系统结构研究共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但在诺奖演讲中仍对神经系统是否构成连续网络持明显分歧。

本章的学习线索是“观察—重复—解释分离”。方法产生图像,但图像不会自动产生正确理论;漂亮结果首先需要重复,研究者还要主动区分“看见了什么”和“希望看见什么”。科学史中最重要的争论,往往并不是谁更聪明,而是谁的解释能够经受后来更多独立证据的检验。

本章参考文献

  1. [1.1] Golgi C. Sulla struttura della sostanza grigia del cervello. Gazzetta Medica Italiana Lombardia. 1873.
  2. [1.2] Ramón y Cajal S. Estructura de los centros nerviosos de las aves. Revista Trimestral de Histología Normal y Patológica. 1888.
  3. [1.3] Nobel Prize. The Nobel Prize in Physiology or Medicine 1906: Camillo Golgi and Santiago Ramón y Cajal.
  4. [1.4] Golgi C. Nobel Lecture, 11 December 1906.
  5. [1.5] Ramón y Cajal S. Nobel Lecture, 12 December 1906.
  6. [1.6] Shepherd GM. Foundations of the Neuron Doctri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