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理解大脑之前
第 23 / 24 章 · 神经科学史小说

没有说出的回答

从单通道到意识研究:测量怎样接近一个人的经验

纸上写着“怎样让一个没有说出的回答被听见”。我以为下一站会是病房,睁眼却看见一张拥挤的实验桌。玻璃管细得几乎看不出来,电流记录中偶尔跳起很小的一格,又立刻归于平静。我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走错了年代。走了那么远,为什么又回到一条细线、一小段电流?

厄温·内尔没有理会我失望的表情。他在有些嘈杂的记录旁画了记号,保留了一段我本来准备略过的背景。贝尔特·萨克曼则把注意力放在标本和玻璃管的接触上。两个人说话不多,其中一人改变一点条件,另一人便回到曲线前。房间里最经常发生的事,是刚准备继续,又停下来检查。

我在霍奇金与赫胥黎那里见过整段膜电流,也见过怎样用模型解释它。模型需要某些门控过程,能够很好地组织观察,却不是直接拍到了每一扇分子之门。如今的问题更小也更难:能不能分辨单个离子通道开放时产生的电流,而不只看到许多通道活动的总和?

1976年,内尔与萨克曼报告从去神经支配的蛙肌纤维膜记录到单通道电流。它不是人的大脑,也不是一段记忆,却使原先主要从总体行为推断的微观事件,以离散电流变化的方式进入直接测量。后来关于膜片钳的技术改进,又使高分辨率记录能够在更多细胞和不同实验安排中进行。[23.1,23.2]

我问曲线上那一次跃迁是不是一个离子过去了。内尔看向我,摇了摇头。一个通道开放期间可以有许多离子通过,记录到的电流台阶不是逐一数过路的离子。我把刚写的比喻改掉,又一次发现,尺度越小,日常语言越容易把不同东西挤成同一件事。

萨克曼示意我听一段记录。背景中有波动,电极、封接、漏电、噪声、带宽和标本状态都要检查,才可能把通道开放同装置制造的变化分开。[23.2]

图23-1 单通道记录中的离散电流变化示意(点击放大)
图23-1 单通道记录中的离散电流变化示意。
完整图注与资料说明轨迹和噪声由程序构造,不是1976年原始实验,也不以此规定所有通道的状态数或电流幅度。参见[23.1–23.2]。

一段曲线格外干净,萨克曼仍回去看前后的条件。我等他检查完,才在那一段旁边落笔。

1991年,两人因单离子通道功能方面的发现共同获得生理学或医学奖。回看那段历史,我终于不再觉得这是从“我”退回分子的岔路。它教会我一种非常重要的精确:一个问题可以被回答得很深,但不能因此宣称与它相连的所有问题也同时得到了解答。[23.3]

我把记录纸合好,重新翻到病房里写下的问题。一个通道的电流已经能被分辨,那个无法开口的人仍需要另一种测量。


在克里克与科赫关于意识的研究设想中,我又遇见另一种把大问题缩小的努力。1990年的工作尝试把关于意识的追问推进到可研究的神经机制,视觉成为一个重要入口。它不是说只要找到某一种频率或某一处脑区,就可以不再解释体验,而是试图让原本容易停在争论里的问题获得实验落点。[23.4]

我翻着那些页,想到休伯尔与威泽尔。视觉刺激、细胞反应、人的报告,看似已经挨得很近,可注意、识别、作决定、准备说话和真正的经验仍可能混在一起。若在“看见”后面总安排一次按键,那么研究中多出的信号也可能属于按键前的准备,而不是看见本身。

桌上的钟已经走过一圈,我却没有继续往下翻。我试着把那几个词分开:醒着,有体验,能够理解指令,能够表达。它们在正常的一天里经常一起出现,到了睡眠、麻醉或严重脑损伤中,却未必整齐地一起改变。若把所有情形只排成一条从无到有的直线,可能会错过最需要区分的地方。

真正使这些词变得迫切的,是下一间医院。家属把椅子放得很近,讲话很轻,像怕打扰一位正在睡的人。病床旁的仪器没有替他们回答那个问题:里面的人取得了什么,还有没有办法把自己的反应送出来?我站在门边,突然不想再使用“什么都没有”的句子。

2006年,欧文、科尔曼、博利及同事报告了一位在行为评估中被诊断为植物状态的参与者,在接受特定想象指令时,表现出与任务相应的脑活动模式。想象打网球与想象在熟悉环境中行走,要求的不是仅仅被声音刺激,而是按不同指令维持不同的内部任务。[23.5]

我先以为关键是找到某块亮起来的地方。看到两种任务与时间安排以后才明白,关键更在于选择性的、与指令相合的改变。被动听到一个词可能引起响应;按要求在一段时间里持续一种想象,并在另一指令下切换,则支持更强的推断。不能把前者与后者随意合并。

准备实验的人反复核对指令的可听性与时间表。有人重新试耳机,有人检查记录,家属在门外等。没有人宣布机器已经看见一个完整的思想。实验要提供的是特定能力的证据,不是未经询问便取得一个人全部生活的权利。

2010年,蒙蒂与合作者进一步研究了这类自主调节脑活动的可能,并在特定参与者中探索利用两种想象任务回答问题。能在某次安排中形成可靠区分,才可能将其用于沟通。它不是把所有无行为反应者都变成能通过扫描对话的人,更不等于他们的身体功能已经恢复。[23.6]

图23-2 主动任务提供一条让能力显现的通路(点击放大)
图23-2 主动任务提供一条让能力显现的通路。
完整图注与资料说明阴性结果不能不检查中间条件就等同于没有意识;可靠信号也不是任意读心。参见[23.5–23.7、23.15]。

我在走廊里听见有人轻声问,若没有信号,是不是就没有意识。这个问题比出现阳性结果时更难。听觉、语言理解、注意、疲倦、任务能力、信号质量和当时的状态,任何一处都可能使结果不出现。我们设计了一条让回答出来的路,路没有走通,还要弄清楚堵在何处,不能立即说路的另一头什么也没有。

反过来,检测到符合指令的脑活动,也不许可研究者随意猜测一个人的全部偏好和痛苦。能力的证据重要,具体的沟通内容仍需要验证。尊重不是用自己最希望的答案替别人开口,也不是因为一时没有获得回答,就把别人从谈话中删除。

2024年,博迪恩与多个中心的合作者将这种问题放到更大规模的研究中。部分在床旁无法按指令表现出明确行为的参与者,在脑电或功能磁共振任务中出现了认知运动分离的证据。研究使用的是特定纳入条件下的一组人,所得比例不能直接变成全世界所有意识障碍患者的统一数字。[23.7]

标准化的床旁评估同样不能被一张新图轻易替代。贾奇诺与同事关于昏迷恢复量表修订版测量特性的研究,代表了另一条使行为观察更系统的道路。反复评估、临床背景和不同工具取得的证据需要联系起来,而不是互相争夺唯一有资格解释一个人的位置。[23.15]

我忽然想起自己总担心论文不够新。新工具当然可以打开新的门,却不代表旧门里面什么都没做过。若把研究写成一台机器独自找回了一个人,床旁那些长期观察、护理、家属参与与临床判断就会像从来没有存在。一个人的处境通常需要许多人共同托住,不能只留下最好看的那幅图。


不是所有研究都要求参与者主动听懂并完成想象任务。马西米尼与同事2005年的工作,比较清醒与非快速眼动睡眠等状态下,皮层受到扰动后的活动传播。刺激之后的响应怎样扩展或局限,为理解脑内有效相互作用的状态变化提供了线索。这与单纯看静息时哪些点相关,又是不同的证据。[23.8]

卡萨利与同事2013年提出的扰动复杂性指标,尝试利用受刺激后脑活动的时空复杂性,研究不同意识相关状态。它减少了对外部感觉输入和明确行为反应的某些依赖,却并不使一个数字自动等同于某个人此刻具体体验到了什么。指标的判别能力、适用人群和误差仍须分别验证。[23.9]

我在记录旁边画了一条横线,想把清醒写在右边,把睡眠写在左边。刚写完就想起自己做过的梦:外面的人看我一动不动,我却可能正在另一个场景里走。2017年,西克拉里与同事将睡眠中的脑活动与唤醒后的梦境报告联系起来,使“睡着”和“没有经验”不能被简单划为同义。[23.10]

图23-3 清醒、经验与报告能力需要分别研究(点击放大)
图23-3 清醒、经验与报告能力需要分别研究。
完整图注与资料说明图为概念区分,不是诊断分型、意识强弱量表或患者的分类结果。参见[23.5–23.10、23.15]。

梦也给测量带来自己的困难。醒后报告不可能是对刚才全部过程毫无损失的直接抄写,记住与忘记都在其中。可有局限并不表示研究只能停止。人们可以比较不同条件,改进报告与记录的时间安排,检验哪些结果能够重复。承认媒介的限制,是为了把问题问得更准确,而不是让问题永远留在雾里。

我开始理解一个以前经常被自己跳过的区别:取得与意识相关的信号,建立能够区分状态的指标,解释某种经验为什么出现,是相互联系却不完全相同的目标。一个方法在其中一项目标上成功,不能被自动兑换成另外两项也成功;也不应该因为还没完成全部目标,就否认已经得到的那一部分。


理论的房间和病房不同,但同样需要认真听别人说了什么。德阿纳、克尔兹贝格与尚热1998年的模型,将需要努力的认知任务与广泛可用的工作空间机制联系起来。托诺尼2004年的理论,则从信息整合等问题出发提出解释框架。它们不是同一句话换两个名字,各自承担着不同的主张和需要面对的困难。[23.11,23.12]

我最初读它们时,也想赶快挑一边。选好一个理论,以后每看见结果就知道应该放在哪里,似乎会省掉许多犹豫。可斯佩里的挡板、洛伦茨的历史、莫尼兹的奖项已经让我无法那么放心。我更想知道,一种理论会在什么样的结果面前承认自己需要改变。

这件事在2025年发表的一项对抗性合作研究中变得格外具体。不同理论支持者事先参与约定可检验的预测,研究团队结合不同测量方式,比较全局神经工作空间与整合信息理论的相关预测。结果既呈现与部分预测相合的证据,也对双方某些关键预期提出挑战,并没有产生一个可以不加条件宣布的最终胜者。[23.13]

我坐在屏幕前,看见其中最值得留下的并不是谁输了,而是研究者愿意在结果出来以前,把哪些观察会支持、哪些会构成困难说得更清楚。这样,解释便不那么容易在每一种结果之后都自动获胜。理论仍可修改,但修改发生过,就该能在记录里找到痕迹。

后续由纳卡什等人发表的回应又表明,对理论怎样被操作化、任务究竟触及哪种主张,研究者仍有分歧。回应也需要回到具体方法和预测,而不是只凭谁在一个领域里更有声望。一次对抗性研究不会自动消灭争论,它能够做的,是让争论不再只有各自熟悉的口号。[23.14]

图23-4 对抗性检验需要把分歧落到可检验的预测(点击放大)
图23-4 对抗性检验需要把分歧落到可检验的预测。
完整图注与资料说明研究结果及理论回应均需回到操作化和测量;此图不表示2025年的研究已经终结意识理论争论。参见[23.11–23.14]。

我想到当年同台领奖的高尔基与卡哈尔。他们共享奖项,却不共享同一个解释。如今的研究工具已经完全不同,某些困难却仍能认出旧的形状:人容易爱上自己曾经借以看清世界的理论,也容易把修正它误认为否定自己。真正值得尊重的,不是一个人从不改口,而是他愿意让证据参与决定什么时候该改。

这并没有使我得到一套能把意识全部写清楚的公式。我也没有因此失望到不愿再研究。眼前已经有可以继续推进的工作:怎样区分报告与体验,怎样在不同状态下测量整合,怎样验证跨任务和跨人群的预测,怎样让不能说话的人更有机会表达。未知并不是一块均匀的黑色,它已经被许多具体的问题分出边缘。

从医院出来时,天色将暗。我看见一位家属把外套搭在椅背,伸手替病床上的人调整衣领。没有一张图告诉我那个人此刻的全部经验,可这种没有全部答案的处境,并不妨碍我们认真对待他的身体和可能的感受。证据的谨慎与照护的温柔,不需要互相取消。

我把本子最后几页翻到前面。神经元、脉冲、通道、地图、记忆、血流、选择与同意,一页接着一页。我以前以为,走到最后会有人拿走这些不完整的页,交给我一个完整的答案。如今这些页仍然不完整,却比任何一句未经检验的大话更值得带回去。

有人在走廊另一端叫了一声。我抬起头,以为是在叫我,随即发现他在叫另一个人。我坐下,等那种熟悉的灯光变化。没有新的科学家走进来,手机倒先亮了。屏幕上是一条很久以前就应该读到的消息。

“明天组会,你那张图再讲一遍。”

我盯着它,忽然听见了自己实验室的空调声。

史实与创作说明

史实与虚构。1976年单通道记录、1981年技术论文和1991年诺奖是独立的历史节点,不因放入意识章节而被重新定义为“意识发现”。病房、家属、主角旁观、研究者私下对白与跨年代衔接均属原创叙事。

输出与意识。主动想象任务中的自主脑活动提供特定能力证据,不能等同于任意读心或恢复运动功能。阴性结果受感知、理解、注意、任务能力与信号质量等条件影响;行为、脑电及成像需要在临床与研究背景中综合解释。入组样本中的比例不外推为所有意识障碍者的比例。[23.5–23.7,23.15]

理论与检验。睡眠、梦境与扰动研究区分清醒水平、经验内容与报告能力。全局神经工作空间和整合信息理论包含不同版本和命题;2025年对抗性检验及随后回应说明操作化与具体预测仍需检验,不宣布任何理论已经被一项实验完整证实或消灭。[23.8–23.14]

四幅图为人工电流轨迹与概念图,不含真实患者数据、意识阈值或已验证的诊断算法。问题仍有未解决部分;进一步测量、比较与可证伪的预测是正文保留的研究方向。

本章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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