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理解大脑之前
第 15 / 24 章 · 神经科学史小说

脚步声先到了

巴甫洛夫:还没有发生的事,怎样改变现在

我先听见一串脚步,才看见走廊。声音从一扇门外过去,停了一下,又折回来。我下意识抬起头,以为有人来找我。门没有开,身旁却传来玻璃轻轻相碰的声音。一个穿旧围裙的年轻人正低头看细管,他把手举起来,示意我别说话。屋里另有一双眼睛也望着门。那是一只狗,耳朵已经竖起来,身体没有移动,嘴边的收集装置里却出现了变化。

“食物还没进来。”年轻人说。他不是在向我解释什么伟大的发现,更像在提醒一个不熟练的帮手,不要把时间记错。我看了一眼桌上的纸,日期已经不属于刚才的斯德哥尔摩。窗外的街道很窄,屋里有洗过的布、金属架和食物混合的气味。我来到了二十世纪初的圣彼得堡。桌边那位胡须浓密的生理学家,正拿着一支削得很短的铅笔。他就是伊万·彼得罗维奇·巴甫洛夫。

我几乎马上去找铃。小时候听过的故事太牢了:一个人,一只狗,一只铃,然后就是诺贝尔奖。我从桌头看到桌尾,没有找到自己想象中的那件东西,倒看见许多需要洗、需要连接、需要逐一标记的器具。巴甫洛夫抬眼问我在找什么。我说想知道今天用哪一种声音。他没有立即回答,先把记录纸转过来,指着上面一处被改过的数字。“先把已经发生的事说清楚。”

那张纸比我预想的细。什么时候开始,收集了多久,呈现什么,动物此前是否进食,都分开记录。年轻人叫米沙,给我搬来一把椅子,椅子的一条腿短些,坐下会晃。他在下面垫了一块折起来的纸。我想把自己的本子也放到桌上,他拦了一下,腾出干燥的一角。两个人对我的到来都没有显得特别惊讶。这里似乎永远缺一个肯把杂事做对的人。

我是在后来翻看文献时,才把眼前的实验室和那枚奖章摆到正确的位置。巴甫洛夫长期研究的是消化腺及其神经调节,1902年的英文版《消化腺的工作》把此前的工作带给了更多读者。1904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表彰的也是消化生理研究,不是一个后来被缩写成“摇铃喂狗”的课堂故事。条件反射的问题,是从这条研究道路中长出来的。[15.1,15.3]

屋里的动物不是突然从教科书跳到实验台上的。能够反复记录分泌,依赖当年的慢性实验准备,也意味着动物承受过手术和长期实验。米沙整理器具时,我看见它把头稍稍偏开。我把手收回去,没有再为了看清楚而靠近。后来描述技术时,我常觉得一句“收集唾液”写得太容易。那句话省略了怎样取得读数,也省略了读数之前一个活着的身体经历了什么。


起初让我帮忙做的事,只是记下谁进了房间。这项工作很不像科研。我受过的训练使我更愿意坐在数据前,给变化找一个合适的模型;现在我得留心门把手什么时候动了,走廊里什么时候有人说话。半个上午过去,纸上出现的尽是零碎事情,没有一项像结果。我问米沙这些到底有什么用。他把记录从头指到尾,说,至少明天不会把今天的零碎又叫成偶然。

下午,我自己成了其中一项。轮到我拿器具时,我顺手把托盘端近了些。狗抬起头,收集管里开始有液体。我没有等到规定的呈现时刻,就在相应那格旁边画了一个记号。巴甫洛夫看见以后,把铅笔搁下,问我什么时候开始记的。我指向纸。他却看着托盘。“我问的是,你什么时候走进去的。”

我这才明白,自己以为还没开始的实验,对动物而言可能早已开始。托盘碰桌面的声音,我身上的气味,门打开的次序,都可能与过去的进食经历有关。我在电脑上习惯把某一行命名为“基线”,好像起了名字,它就真的没有历史。眼前这只狗不接受我的命名。它带着此前的经历进来,也一直看着我们做什么。

巴甫洛夫的讲演后来详细讨论过这类困难。实验者的动作、脚步、邻室声音甚至环境中的细小变化,都可能干扰所研究的反应。逐渐把观察者与动物隔开、使刺激与记录更可控制,并非为了制造一间神秘的房子,而是为了知道,究竟什么在起作用。隔离仍然不能让一个生命变成没有过去的仪器,却能减少某些原本混在一起的影响。[15.2]

米沙没有趁机笑我。他把错记的那一页留下,另取了一张,说这次把我的出现也写进去。我问旧的为什么不扔。他反问我,扔掉以后明天怎么知道这一项为什么重做。我以前保存失败结果,多半为了日后有人问起时能够解释。现在那张纸就放在面前,直接改变了接下来怎样安排一天。

那天真正开始前,我们等了很久。没有宏大的对话。巴甫洛夫检查装置,米沙换过一块布,我坐在门外,努力不再成为自己刚刚学会识别的干扰。等声音终于按安排出现时,我反而有些紧张。我知道将要发生什么,却仍怕自己错过那一点很小的变化。这种感觉与知道未来毫无关系;只要还需要记录,一个人就必须老老实实待在现在。

图15-1 把意外线索留在记录里(点击放大)
图15-1 把意外线索留在记录里。
完整图注与资料说明信号、结果与研究者造成的声音分列于同一时间轴;事件顺序为教学安排,不是某次历史实验的原始时间表。多余线索可能改变解释,不能只在事后删除“不好看”的试次。参见[15.2,15.5]。

声音原先未必能可靠地引出所测的分泌反应。经过它与进食事件的某种安排后,再单独呈现,反应却会出现。对于食物入口所引出的反应,以及后来由信号引出的反应,巴甫洛夫作了不同命名。把它们区分开,重要的并不是多了两个术语,而是身体开始能够对一件尚未真正到来的事情有所准备。[15.2]

我忍不住说,它记住了吃饭。巴甫洛夫没有否认,也没有接过我替它写好的那一段心事。他问,记录里哪一项叫“记住”?我说,声音以后分泌增加。他点了一下纸,意思是先写这个。我被问得有些扫兴,仿佛一句有生命的描述被他拆掉了。但当我试着把“它记住了”交给另一个人重复时,才发现自己没说训练怎样安排,也没说反应怎样测。

午饭时,米沙把面包分开,较平的一半给了我。我问他是不是每次实验都要这样小心。他说,并不是每次都做得到。说完又去找落下的一件东西。后来我总记得这个回答。实验室里的严格不是一种永远维持着的姿态,更多时候是有人已经累了,还得回头看一眼自己刚才是否弄错。

我吃着面包,想到赫斯实验室里那杯水。身体的需要并不是等食物真正入口才开始起作用,环境中某些被学会的信号,也能参与准备。再往前想,是母亲的脚步。那声音从没有规定的节拍,却曾经在许多个晚上带来饭菜、催促,或者一件我忘了做的事。眼前的实验没有解释母亲,只让我明白,她还没走到门口,我已经有了反应,这并不是一件没有来由的事情。


后来一次记录不如前一天明显,我立刻怀疑信号失效了。米沙却先翻到前面,看那只狗此前经历了什么。我有点不耐烦,觉得每次出现差异都去查过去,仿佛永远不能得到一个干净答案。他没有争,只把两天的纸放在一起。今天不是昨天的复制品。身体状态变了,经历累积了,实验者也已经做过几次自己以为无关的事情。

巴甫洛夫的书里并不只有一个响起来便永远有效的信号。分化、抑制、消退、恢复,占了相当多的篇幅。不同刺激的作用会受到训练安排与情境影响;已经建立的反应,也会在后来不再伴随相应结果的呈现中减弱。那个我以为只要学会便固定下来的世界,比几条教科书箭头更不安定。[15.2]

我把“忘了”写在一次减弱的反应旁边。写完觉得还不够准确,就在后面加了一个问号。巴甫洛夫看过,没有替我把问号变成句号。他要求的仍然是后面的观察。我得等下一次呈现,等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再看同样的反应能否重新出现。一个零,并不肯交代自己究竟是没有学会、暂时没有表现,还是后来受了别的影响。

反应重新出现时,我没有像预想的那样高兴,反而先去检查条件。那几天我渐渐习惯了这种不舒服:很想马上给现象一个名字,手里却总有一两项还没有完成。记录里保留下来的不是“忘掉之后又记起”的完整故事,只是一种需要进一步区分的恢复。后来有关消退和反应恢复的研究,将这道问题继续拆开:时间、情境,以及无条件刺激的重新出现,并不是同一种安排。[15.11,15.12]

图15-2 反应减弱不等于经历被擦除(点击放大)
图15-2 反应减弱不等于经历被擦除。
完整图注与资料说明曲线示意习得、消退和间隔后可能出现的部分恢复,数值均为人工构造,没有真实样本与统计含义。恢复大小取决于条件,此图不表示所有学习都遵循同一曲线。参见[15.2,15.11–15.12]。

等动物休息时,我和米沙在走廊里坐了一会儿。隔壁有人在找东西,抽屉一遍遍拉开。米沙问我从前做什么。我说研究大脑,常常把人的表现和许多测量联系起来。他问能不能帮人好一些。我说有时候研究离那一步很远。他没有失望,只把手里的布翻了个面。那是一个很普通的问题,我却发现自己已经很久没有这么直接回答过。

晚上我独自走出去,经过一扇门,听见里面的杯子碰了一下。身体先停住,我才知道自己误以为有人叫我。声音没有变成一滴唾液那么容易计量的东西,它只是让我在路上多站了片刻。我没有把这个片刻叫作某种疾病,也没有急着归入某一条通路。过去的经历可以改变今天的反应,并不意味着每一次变化都该被诊断。


旅行中有一种不体面的方便:当问题难住我时,往往可以往后翻几十年,去看后来的人怎样处理。我在巴甫洛夫桌前问不清的事情,到了罗伯特·雷斯科拉的论文里,就被重新写成了实验条件。纸上不再只是信号与结果出现多少次,还问结果在信号没有出现的时候,有多大机会发生。[15.5,15.6]

最初我不明白这多出来的一列为什么重要。信号已经与结果配对了,训练次数也没有减少,还能差到哪里去?我在本子上画了一间想象的食堂。第一种安排里,每逢响声,开饭的机会就大大增加;平时却很少有饭。另一种安排里,响声出现时常有饭,没响时也差不多。对一个想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吃饭的人,两种响声显然不值同样的钱。

我不是把食堂当成了雷斯科拉的真实实验。他1968年的研究使用的是大鼠、信号和厌恶性事件,检验信号在不同事件概率安排下的作用。食堂只是我为了不再忘记比较基准而画的草图。在那些实验条件中,仅仅维持信号出现期间的事件概率,并不能保证同样的条件反应;信号之外发生什么,也会影响学习。[15.6]

我把两种安排写成很小的表,忽然想到自己过去做过的许多相关分析。一个指标在某种状态下出现,并不足以说明它为那种状态提供了特别的信息;还要问不处在那个状态时,它出现得怎样。这个类比没有把观察研究自动变成条件作用实验,却让我看见自己的习惯:我经常只盯着想解释的那一格,把其余几格当成背景。

图15-3 配对次数之外,还要看背景(点击放大)
图15-3 配对次数之外,还要看背景。
完整图注与资料说明两种假想安排中,信号存在时结果概率都为0.8,而无信号时的概率不同;同样的表面配对可以有不同的信息价值。概率为教学数值,不是1968年原始实验参数。参见[15.5–15.6]。

另一道问题更使我不自在。假如旧信号已经足以说明结果什么时候到来,再加入一个新的信号,后来只拿新信号去测试,它未必会像我按配对次数所期待的那样起作用。卡明关于阻断的工作,以及雷斯科拉与瓦格纳后来的理论,把“已经知道什么”带进了学习的解释。它们并没有给所有学习现象一个永远正确的公式,却让学习不再只是累计同时出现的次数。[15.7,15.8]

我曾经希望从每间实验室带走一种能够反复使用的诀窍。走得越久,这种愿望越难满足。一个理论能够解释某些实验,也可能在新的条件下碰到边界。雷斯科拉后来甚至专门提醒人们,巴甫洛夫式条件作用并不是许多人想象中的那种简单过程。听起来像是在纠正一本旧教材,其实是在保护一个问题,不让它被自己的名声提前做完。[15.15]

还有一次,我把“只要安排足够多次,任何信号都能和任何结果联系起来”写得很满。读到加西亚与科林的研究时,又不得不擦掉。动物对不同线索和不同后果的学习,并不是完全可互换的。味觉、视听线索与身体不适或外部厌恶事件之间,可以表现出不同的关联倾向。研究对象的身体与演化来路没有因为进入实验室就消失。[15.9]

那张纸被我擦得起毛。我看着它,有些想念米沙。假如他在,大概会先拿来一张新的,而不是听我长篇解释理论怎样进步。我又写了一遍,这次写得少些:先说明是哪一种动物,哪一种信号,哪一种结果;再谈自己学到了什么。少了几个漂亮的“所有”,句子并没有因此失去用处。


再回到巴甫洛夫身边时,他正同一个助手核对记录。两个人说得快,我没听清全部,只看出他对一个含混说法很不满意。助手没有立即让步,而是把前一日的纸找出来。巴甫洛夫低头看了一会儿,又把位置让给他继续说。这不是我想象中的温和导师,也不是只会发火的权威。他的注意力来回摆动,一会儿落在结果上,一会儿落在表达结果的那句话上,房间里的人需要跟上这种速度。

我在旁边待久了,也会厌烦。他问得太细,有时使一件本来可以结束的事又拖到很晚。我想回去吃饭,想到尚未完成的书,想到自己从前也被别人这样问过。只是这次我没办法把对方归入“不懂我工作”的那一类。他正站在工作的源头,照样不肯让解释比观察跑得快。

后来看到他的传记,我才知道,这种漫长的实验生活并不是从一个条件优越的位置平直开始的。他从宗教教育转向自然科学,经过不同机构与研究阶段,才逐渐形成自己的道路。但我没有让那些履历替眼前每一次脾气找到一个原因。一个人可以有很多来处,也仍然会在某个下午,因为数字写错而不高兴。[15.4]

米沙有一天端来吃的,我先听见了他的脚步。等门开时,我已经把桌角清出来。他见状笑了一下,问我是不是也学会了。我说这个恐怕不用等你们研究。说完,两个人都觉得轻松了一些。那一刻没有使我们与狗变成同一种经验,也没有把我对一个人的熟悉解释干净。但身体确实早了一步,替一件还没抵达的事情预备好了地方。

我也不再把条件作用写成一根从声音直接接到动作的固定电线。后来改变结果本身的作用,再看旧信号的反应怎样变化,是另一种区分解释的办法。雷斯科拉1973年的研究便用结果的习惯化来追问信号究竟取得了什么作用。实验不是把动物的想法读出来,而是让不同解释必须对后续测试承担不同的预测。[15.10]

这些后来读到的工作,不能倒过来变成巴甫洛夫当年已经完成的结论。我在本子上分开标了日期。第一次这么做,是怕写错科学史;后来才发现,日期还能防止我对过去的人太苛刻。他们不知道几十年后用什么名词,也没有义务提前拥有我从别人的论文里学来的那些控制。


1904年十二月的斯德哥尔摩,我又坐进一间亮着灯的会场。每次走到这里,我都能认出某些相似的东西:礼服、等待、被反复念到的姓名。只是这一次,听见授奖理由中的“消化生理”,我没有觉得它与刚才那些学习实验不相干。巴甫洛夫研究的从来不是一本教材替他单独切出来的章节;一个器官的问题,已经把他带到了整个动物与环境的关系前。[15.3]

他的诺贝尔讲演也讨论了神经系统对消化活动的调节,并涉及已经引起他注意的条件性反应。我坐在那里,没有努力把每一句都抄下来,只记了几个与实验室相连的地方。会场里说出的“分泌”,让我想到细管里一点点移动的液体;“条件”让我想到自己端早的托盘。那些词终于不再只属于纸。[15.3]

散场后,有人忙着找自己的外套。我站在人群边上,才发现铅笔忘在座位上,又逆着人流回去取。

我想起米沙垫在椅脚下的纸。它并不重要,当然不该因为我记住了就成为一件科学史文物。可它提醒我,那间实验室不是只有教授与动物。还有人洗器具,照看身体,整理旧记录,使明天仍然能够开始。把工作压缩成一个姓氏,读起来是快了,房间却会因此空掉一半。

图15-4 同一种“学习”,有不同证据层(点击放大)
图15-4 同一种“学习”,有不同证据层。
完整图注与资料说明生理测量、关系操纵、回路干预与神经记录回答相连但不同的问题;图为择要的证据导航,不代表线性学科继承或所有学习的统一机制。参见[15.1–15.3,15.5–15.8,15.13–15.15]。

此后几十年的研究把某些条件反应推进到可以更直接研究的神经回路。麦考密克和汤普森研究小脑与条件性眨眼反应的关系,结合损伤、记录和刺激等不同证据,追问学习后的反应怎样实现。这些工作把问题往脑内推进,却没有让所有条件作用都变成同一个小脑实验。研究一种反应所得的机制,需要在别的任务里重新检验。[15.13]

再往后,我又读到舒尔茨、达扬与蒙塔古关于奖赏预测的研究。隆德实验室里多巴胺留下的问题,以另一种形式回来:某些神经信号与预期、结果及两者的差异有关。这与眼前“信号为什么有用”的问题相通,却不能让巴甫洛夫的每一滴唾液都直接等于一种多巴胺信号。[15.14]

我把那几篇论文夹在本子的不同位置,没有画一支贯穿所有年代的粗箭头。它们彼此有关,可相隔的地方仍然需要实验。我从前容易被这样一支箭头安慰,好像把开头和结尾画在同一页,中间的路就已经有人走过。


离开之前,我又去了一次原来的实验室。那张不稳的椅子还在,纸已经换过。我向米沙告别,他正在洗一件器具,没法腾手,就用手腕碰了碰我的袖子。巴甫洛夫在里间叫他,他应了一声,随后问我还回来不回来。我说不知道。这不是故作神秘。我从来没有真正掌握过这些旅行,只是越来越知道,走之前该向谁说一声。

门外有人经过。我已经能分辨出哪一段脚步多半会停在这里,哪一段会继续往前。可要我把这种熟悉说清楚,又并不容易。我不是只保存了一个声音。还有它来过的时刻、随后发生的事,以及自己当时坐在哪一把椅子上。一本条件反射的书,使我开始问其中一些联系;它没有因此把我的全部过去收进去。

我在走廊尽头拿出手机,翻到母亲的号码,没有拨。并不是不想她,而是忽然想看看,自己能否记起上一次通话她说了什么。我记得她刚起床,准备烧水,也记得自己先问了睡得怎样。声音已经过去,房间也换了许多间,我却还能把那次相逢从其他通话里分出来。

这和听见熟悉的脚步便抬头,又不完全相同。一个信号可以改变身体的准备;一个人也可以记得自己昨天在哪里,谁坐在对面,说过哪一句话。假如其中一种能力丢了,另一种是否还能留下?我把问题写在纸上,刚写完,面前就响起椅子被拉开的声音。

一个女人将文件放到桌边,先向房间里的人问好,再介绍自己的名字。她说得不急,像是并不介意这句话已经说过很多次。对面的人也礼貌地回应,给她让出放东西的位置。我正要解释我们先前是否见过,她轻轻抬了一下手,让我等她把这一回介绍说完。

那张文件的右上角只有两个字母。H.M.。

史实与创作说明

史实与虚构。本章以巴甫洛夫1902年英文版消化生理讲演集、1927年条件反射著作、1904年诺奖档案及后来原始研究为依据。圣彼得堡实验室的具体相逢、面包、托盘提前进入、记录涂改、主人公与研究者的对白均为文学重构;助手米沙为虚构合成人物,不对应一位已确认的历史助手。

获奖与发现不是同一时间线。1904年的诺奖表彰消化生理研究,不是所谓“摇铃实验”。条件反射研究涉及多种刺激和实验安排;本章没有将铃声写成唯一刺激,也没有将后来雷斯科拉、卡明等人的发现提前归给巴甫洛夫。

学习线索。区分相邻发生与预测关系;记录没有信号时的背景事件;将条件反应、动作能力与主观体验分开。消退后反应可以在一定条件下恢复,不等于已经直接证明一种单一的永久存储机制。阻断与预测误差只是理解学习的重要证据和模型,不能覆盖所有范式与物种。[15.5–15.15]

配图与阅读。四幅图均为原创教学图,不是历史记录、真实动物数据或可直接实施的实验操作方案。图15-2的反应值和图15-3的概率为人为选择;不含效应量、样本量或统计显著性。建议先读[15.2]了解当时的提问,再对读[15.5–15.8]辨认后来改变的问题。

本章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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