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理解大脑之前
第 24 / 24 章 · 神经科学史小说

回到那张脑图

然后呢:一个博士生回到自己的问题

空调的出风口还在头顶轻轻作响。我坐在熟悉的椅子上,没敢马上动。显示器停在那张全脑功能连接图,红线和蓝线仍旧挤在一起,右下角的日期没有变化。杯子里还有半杯水,杯沿留着干掉的茶渍。我先摸了摸桌面,才伸手去摸键盘。它没有替我多运行一次分析,也没有因为我去了别的年代,就生出一份能让导师满意的解释。

我点开文件的修改记录,最后一次保存仍在昨夜。鼠标往下滚,导师的批注露出来。我看了一会儿,先把没看完的两行读完。

我翻过通话记录,途中打给母亲的几次电话都不在。离开前那条“忙完打给你”还留着。我不知道她会记得多少,先回了一条:我很好,周末回去。

本子倒在。我把它从手肘下面拿出来,封面翘起的角碰到杯沿,里面夹着画过又改过的路线。纸上有一些我认得的字,也有匆忙时留下的细小污迹。我没有急着用这些东西证明时间发生过什么。它们至少证明,有些问题已经被我认真写过,再也不能假装自己没有见过。

手机上的组会通知是真的。下一条消息来自同组的小周,问我明天是不是还讲连接那部分。我回了一个“是”,又添上一句,会有一点调整。他很快问,是不是终于找到机制。我看着那句话,想了好一会儿,只回复:先把我们已经知道的和还不知道的分开。

以前这句话会使我觉得进展不够。凌晨写论文时,我常想让一条结果再向前走一步:关联变成机制,机制变成干预,干预再变成某种改变临床的可能。每一步都不是不能追求,只是它们需要新的证据。我曾经让连词做了许多实验才应该做的工作。

我重新打开那张图的说明。第一句写着“表明某网络功能增强”。光标停在“表明”前面,我没有整句删除,而是先找到它实际对应的指标。信号是什么,比较是什么,模型估计的又是什么?有些词仍然可以留下,有些必须缩小范围。修改不是把文章写得一无是处,而是使每句话与它真正拥有的证据重新站到一起。

我想起卡哈尔追踪一根突起时的耐心,想起谢灵顿把一个动作放回整合中的办法,也想起廷伯根不肯用一种答案替代所有问题。那些工作没有给我一把万能钥匙,却使我知道,结构、功能、发生过程和意义不应被挤进同一个未经区分的句子。[24.1–24.3]

图24-1 同一个大脑可以对应不同层次的问题(点击放大)
图24-1 同一个大脑可以对应不同层次的问题。
完整图注与资料说明并列不意味着层次彼此断开,也不意味着从上到下的所有因果联系已经得到证实。参见[24.1–24.5]。

天亮前,我列了两页东西。第一页是现有资料已经能支持的结论,第二页是我曾经写得过快的解释。第二页比想象中长。我没有把它扔掉,因为其中仍有值得研究的问题;只是从这一天开始,它们需要以问题的身份留在桌上,而不是提前穿上答案的衣服。


组会开始时,我没有先换封面。第一页仍是原来的研究问题,第二页也还是那张脑图。小周坐在靠窗的位置,看见图没有变,抬头看了我一眼。导师把笔放下,等我讲。我忽然有一点像第一次坐到阿德里安的装置旁:熟悉的名词还在,却不能指望它们替我把事情解释完。

我先说这张图怎样得到,哪些步骤属于采集,哪些属于处理,哪些才是统计上的比较。然后说明,血氧相关信号不是直接的神经元放电计数,区域间相关也不是已经测出的突触联系。洛戈塞蒂斯等人的工作帮助我们理解某些生理对应,却不能不顾脑区与条件就把所有指标互相替代。[24.5]

导师没有像我预想的那样失望。他问,那你现在最想检验什么。我把第二页的几句话放出来,其中一条只要求明确一个可测量的行为过程与相关指标之间的关系。它比原来的标题小,也没有许多箭头。我说,先弄清这个过程是否稳定存在,再讨论更远的解释。

小周问,某个区域以前不是已经和这种情绪有关吗。我说,那说明它值得作为线索,却不能只凭区域被激活,就倒过来认定某一种心理过程必然发生。波尔德拉克关于反向推断的讨论,提醒研究者考虑一个区域对不同过程的选择性、先验与具体证据。不是所有反向推断都无效,只是它没有我们在写作时用得那么轻巧。[24.6]

这一次我没有在说完以后偷偷观察导师是否满意。我低头看了一眼本子,那里画着米尔纳那颗星。说得出与学得到不一样,找得到区域与解释得了过程也不一样。一个词拆开以后,研究未必更容易,但至少知道哪一种困难是自己真正面对的。

导师问,能不能拿现在筛出的区域,再证明它们和现在这组数据高度相关。我几乎顺口答可以,随后停住。这正是需要警惕的地方:若选择与检验重复使用同一份随机波动,却按独立验证解释结果,证据便可能被夸大。克里格斯科特等人关于循环分析的研究,把这种问题说得很明确。[24.7]

我把原先准备好的一个验证图撤到后面,标注它仍属于探索。会议室安静了一下,我心里又有那种熟悉的羞耻,好像承认一个图不承担那么强的结论,就等于前面的工作全白做。导师只说,把它的位置写清楚。小周指了指原定的提交日期:这样改,还来得及吗?我算了一下要重跑的分析,说这一轮赶不上。那张表需要他再核一次,我来重做图和说明。散会以后,他没有马上答应,我们留在会议室里,把各自能挪出的时间一项项对上。

我们讨论新的材料应当怎样取得,哪些分析可以事先约定,哪些发现仍需探索。预注册不是把研究者的思考锁死,也不保证研究自然正确;它有助于区分结果出现前的预测与结果出现后的解释,并让改变计划的地方能够被追踪。诺塞克及同事的工作使这条边界成为可讨论的方法问题。[24.9]

图24-2 探索和确认应留下可追踪的边界(点击放大)
图24-2 探索和确认应留下可追踪的边界。
完整图注与资料说明实际验证设计包括数据划分、跨研究验证等不同方式;简单画出两组资料,并不能保证无泄漏或模型正确。参见[24.7–24.10]。

散会时,导师没有说我终于像一位诺奖得主。他把一页纸递回来,圈住两个过大的词,让我再想清楚其中一个变量怎样测量。我接过纸,竟然觉得安心。世界并没有因为一次漫长的旅行变成不会被追问的地方;我只是比以前更知道,追问不一定是在阻止我往前走。


接下来的几天,我没有新的穿越。门把手只是门把手,停电时也只是去看配电箱。小周把新的核对表发给我,末尾问,这次能不能按说好的日子交。我回了可以,把原来排在周五晚上的另一件事挪开。我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以前一个结果出来,我很快就能找到一段顺畅的讨论;现在有些句子停得更久,需要返回数据和方法旁边。

变慢也有不好的时候。我会因为见过太多限制,几乎不敢提出一个新想法。后来整理水槽边的笔记时,我又想到坎德尔:选择一个能够操作的模型,不是因为已经知道所有问题都能由它回答,而是因为它为某一部分问题提供了可以推进的入口。谨慎若变成什么都不尝试,也会背离那些实验真正教给我的东西。[24.4]

我把过长的风险清单分成两类,一类是现在就能处理的,一类是结论需要带着走的限制。前者去做,后者说明,然后继续研究。我不再要求一个实验独自装下全部人类,也不因此满足于一条没有经过核对的相关。研究的尺度可以有限,诚实不能只做到一半。

我们把不同合理分析安排下的结果放在一起。有些部分稳定,有些会变。2020年博特维尼克-内泽与许多合作者的研究,让多个团队分析同一神经影像数据,显示了分析选择能够带来的差异。它没有证明数据毫无意义,却使“这一条管线给了这个结论”不再容易被当成唯一可能的读法。[24.10]

小周最初不愿把不一致的部分放进去。他不是想欺骗,只是担心文章显得散。我把前后两组结果摊在桌上,没有替他作道德判断。我们一起找差异来自哪里,哪些选择有预先依据,哪些只是看过结果以后才变得诱人。研究者自由度带来的风险,西蒙斯等人的方法研究也曾以清楚的演示提醒过我们。[24.8]

头动的问题则使我重新听见扫描室的声音。一个人不舒服、困倦或没有完全理解任务,最后都可能留下不同的测量质量。鲍尔等人的研究指出了头动与功能连接中的系统性影响。处理这些影响,不只是为了保住几条线,也是为了不把一个人在机器里经历的困难错误写成他的脑功能特征。[24.13]

关于样本量,我们也不再只问一个足以让人放心的数字。马雷克等人2022年的工作提示,某些脑广泛关联在常见的小效应条件下,需要很大样本才能稳定估计和复现;后续关于多变量设计的讨论又说明,任务、信号质量、模型与目标会改变所需条件。不能把某篇题目直接变成所有神经科学研究一律相同的门槛。[24.11,24.12]

图24-3 样本与估计精度的人工逻辑例子(点击放大)
图24-3 样本与估计精度的人工逻辑例子。
完整图注与资料说明误差范围按简化公式构造,不是任何真实效应的置信区间,也不能用来计算某项研究所需人数。参见[24.11–24.12]。

我仍然需要计算资源,仍然需要申请数据、安排合作、面对时间有限的学位。我没有因为知道历史就突然不担心毕业。有一晚,我看着未完成的清单,心里很烦,甚至想把那些复杂的说明都删了,恢复成以前的写法。后来只是站起来喝了水,回来把最重要的一项继续做完。

那一刻没有人教我,也没有奖项在远处等着给出保证。我开始明白,科研观的改变未必总表现为一个高尚决定。它有时只是已经疲倦的时候,仍然把真实的采样时间留下;一个结果不漂亮的时候,没有悄悄换掉原先的主要问题;写到自己很喜欢的解释时,还愿意补上它尚未得到检验的地方。


有一天,一位参与我们研究的人在离开前问,做完这些检查,能不能告诉他到底为什么难受。我看见他手里捏着一张预约单,纸角被反复折过。那动作使里斯本的布袋又回到我面前。我没有把研究项目说成已经能提供的诊断,也没有因眼前尚不能给出个体答案,就显得他的时间不重要。

我说明研究现在能够做什么,哪些结果不能直接用于个人判断,临床问题应由相应的专业评估继续处理。他听完,点头说知道了,又问自己的资料以后怎样使用。这个问题过去容易被我放进标准说明里,此刻我停下来,把相关安排重新讲清楚,确认他还有什么疑问。

《贝尔蒙报告》里关于尊重、风险与公正的原则,没有替我完成这段谈话。它们使我知道这段谈话为什么不能省略。一个人在研究里提供的不只是一个样本或一段信号,还有时间、隐私、信任与可能的负担。知识从这些条件中取得,就不能在写进论文后假装自己与条件无关。[24.14]

他离开以后,我坐回电脑前,第一次想把论文中的“受试者”读慢一点。这个词有工作上的必要,却不是一个人的全部名称。本子里有H.M.、Tan,也有许多没有被奖章记下的参与者、技术员、合作者和家属。我把那些名字一页页翻过去,发现自己记得的早已不只是台上的人。有时是一把让出来的椅子,有时是一个没有被及时听见的问题。

我开始整理旅途的纸页,没有照获奖年份从小到大排。神经元之后是信号,信号之后有感觉与回路,身体带着需要和时间行动,经验又在其中留下记忆,地图使人认路,别人的信息进入我们的世界,最后才走到怎样理解和改变一个人。年份可以来回,问题却应当一步步接得上。

有些人没有获得诺奖,仍然必须留在里面。有些获奖者的重要早期工作并不是授奖理由,有些贡献晚了多年才受到表彰,也有些历史评价需要继续受到审视。诺贝尔遗嘱中关于使人类受益的愿望,可以作为一条价值线索,却不能由一枚奖章替每个人衡量自己的全部工作。[24.15]

图24-4 全书的问题路线(点击放大)
图24-4 全书的问题路线。
完整图注与资料说明连线表示叙事推进,不是大脑唯一的信息流,也不构成一个已经完成的意识理论;结尾回到现实中的研究与相处。参见[24.1–24.6、24.14–24.15]。

我在最后一页看见很早写下的一个问题:怎样做出诺奖级的研究?那一行字没有错到必须擦去。一个年轻人想做重要的事,并不值得被嘲笑。只是现在,重要不再只等于最后由谁来宣布。能不能把一个一直说不清的问题问得清楚,能不能让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人得到更合适的理解,也可能使一项工作值得完成。

我又写了一行:从一个神经元,到一个“我”。写完以后,把引号留着。它不是一条已经完全走通的传送带,也不是说找到最后一个分子,就能把人的生活还原成一个可替换的零件。它记录的是许多层次怎样一点点成为可以研究的问题,以及研究者怎样在获得能力时学会承担责任。


周末,我回了一次家。

巷口果然在修路。围挡把原来的转弯挡住了,我站了片刻,想起母亲在电话里说过的另一条道。手机地图给出一条线,我照着走,到一个小路口却还是抬起头,看那棵小时候就有的树。树比记忆里粗,旁边的店换了招牌。我不是在拿脑子里的照片覆盖眼前,而是在一边走,一边把旧路与新路接起来。

快到门口时,我听见有人在里面挪椅子。还没有看见她,我已经知道大概是谁。这种知道并不是没有来处的魔法:声音进入耳朵,经历改变它的分量,位置与期待使我在这里停下。但知道这些过程,并没有使眼前那扇门失去意义。我仍然有一点不知该先说什么。

母亲开门,第一句话问我是不是又没好好吃饭。我说吃过一些,她看了我一眼,转身进厨房。我把包放到椅子上,看到那只旧柜子还在。柜门开了一条缝,里面的气味和我记住的不完全一样,可能是新放了东西,也可能是季节不同。我没有为了证明记忆可靠,就要求它必须与过去一模一样。

吃饭时,她问最近忙什么。我可以说单通道、海马、脑血流,可以把三十年的研究压缩成一段别人未必听得懂的话。最后我说,最近在想,怎么才能把一个问题真正弄明白。她夹了一筷子菜,问是不是又卡住了。我笑了,说还有很多没弄明白,但比原来知道该怎么做一点。

她没有夸我,也没有问那些科学家是谁。她说,弄不明白的时候也要睡觉。我想起霍尔实验室里不开灯的房间,想起研究者夜间取样的脚步,又想起自己曾经把熬夜当作唯一能够证明认真工作的方式。这一次我没有反驳,只把碗往自己这边拉近了一点。

饭后,她洗碗,我在旁边擦。水从手指间流过去,我知道一些感觉从怎样的分子过程开始,也知道这个动作需要身体不断取得位置与压力信息。可我没有给她讲。我把一只碗擦干,放好,又接过下一只。那些知识没有消失,它们只是终于不必在每一刻都用说出来证明自己存在。

晚上回到住处,我给导师发了修改稿。邮件不长,没有说自己已经找到贯通全部尺度的解释,只交代调整了什么,下一步准备怎样检验。比原定日期晚了六天。发给导师以前,小周已经核过表,我也把答应他的说明逐项补齐。附件发出去以后,我没有反复刷新。我把桌子上的杯子洗净,把本子合上,给第二天留了一页空白。

灯亮着。没有显微镜从黑暗里出现,也没有人把我带去下一场颁奖。窗外有车经过,楼道里有人轻声说话。这些声音来到身体里,唤起记忆,改变注意,让我知道自己正在一个具体的夜晚,而不是一幅已经完成的脑图中。

桌角还压着导师退回来的那页纸,两个被圈住的词没有消失。我把它挪到明天最先看得见的地方,又在旁边记下要问同伴的一件事。那些走过的实验室没有替我完成这个课题。灯光落在纸上,接下来这一步,仍然要由我自己做。

手机又亮了一下,是母亲问到没有。我回了“到了”,随后把这两个字看了好一会儿。我走过许多年代,到过许多实验室,最后仍然需要用这样普通的话,告诉另一个人自己平安。

本子里那条没有标完的路线还在。我翻到它,把很久以前留下的最后一点补上。线没有变长,纸也没有变新。只是在拐弯的地方,我终于写下了那个字。

家。

史实与创作说明

叙事性质。回到2026年的实验室、导师、小周、临床参与者、家人及本章全部具体数据处理情节均为虚构。这些情节延续主人公的成长,不对应任何特定的现实研究或临床队列。

回读与方法。经典发现帮助区分结构、功能、学习、信息与人的体验;方法文献用于讨论反向推断、循环分析、分析自由度、预注册与复现。探索有正当价值,确认也有局限,二者需要清楚标记而不是互相取代。[24.1–24.10]

规模与应用。所需样本量取决于效应、任务、信号质量、分析目标和验证设计。脑广泛关联研究中对大样本的发现,与多变量模型的条件化讨论并存;本文不据此为所有神经科学项目设定统一人数门槛。群体相关也不自动形成个体诊断。[24.11–24.14]

结尾与图像。诺贝尔遗嘱作为价值回读,而非对主人公未来成就的预言。四幅图是本书的概念总结与人工统计例子,不是新的科研结果。24章的叙事在本章完成,书中仍保留继续研究的具体问题。[24.15]

本章参考文献

  1. [24.1] Ramón y Cajal S. The Structure and Connexions of Neurons. Nobel Lecture, 12 December 1906. 在线档案
  2. [24.2] Sherrington CS. The Integrative Action of the Nervous System.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06.
  3. [24.3] Tinbergen N. On aims and methods of Ethology. Zeitschrift für Tierpsychologie. 1963;20:410–433. DOI: 10.1111/j.1439-0310.1963.tb01161.x
  4. [24.4] Kandel ER. The molecular biology of memory storage: a dialogue between genes and synapses. Science. 2001;294:1030–1038. DOI: 10.1126/science.1067020
  5. [24.5] Logothetis NK, et al. Neurophysiolog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basis of the fMRI signal. Nature. 2001;412:150–157. DOI: 10.1038/35084005
  6. [24.6] Poldrack RA. Can cognitive processes be inferred from neuroimaging data?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2006;10:59–63. DOI: 10.1016/j.tics.2005.12.004
  7. [24.7] Kriegeskorte N, Simmons WK, Bellgowan PSF, Baker CI. Circular analysis in systems neuroscience: the dangers of double dipping. Nature Neuroscience. 2009;12:535–540. DOI: 10.1038/nn.2303
  8. [24.8] Simmons JP, Nelson LD, Simonsohn U. False-positive psychology: undisclosed flexibility in 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allows presenting anything as significant.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1;22:1359–1366. DOI: 10.1177/0956797611417632
  9. [24.9] Nosek BA, Ebersole CR, DeHaven AC, Mellor DT. The preregistration revolutio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USA. 2018;115:2600–2606. DOI: 10.1073/pnas.1708274114
  10. [24.10] Botvinik-Nezer R, et al. Variability in the analysis of a single neuroimaging dataset by many teams. Nature. 2020;582:84–88. DOI: 10.1038/s41586-020-2314-9
  11. [24.11] Marek S, et al. Reproducible brain-wide association studies require thousands of individuals. Nature. 2022;603:654–660. DOI: 10.1038/s41586-022-04492-9
  12. [24.12] Spisak T, Bingel U, Wager TD. Multivariate BWAS can be replicable with moderate sample sizes. Nature. 2023;615:E4–E7. DOI: 10.1038/s41586-023-05745-x
  13. [24.13] Power JD, et al. Spurious but systematic correlations in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MRI networks arise from subject motion. NeuroImage. 2012;59:2142–2154. DOI: 10.1016/j.neuroimage.2011.10.018
  14. [24.14] National Commiss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Subjects of Biomedical and Behavioral Research. The Belmont Report. 1979. 在线档案
  15. [24.15] Nobel A. Full text of Alfred Nobel’s will. 27 November 1895. Nobel Prize archive. 在线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