挡板后的人问我们还要多久。他外面有人等,回去还要办事。加扎尼加看了一眼表,说可以休息。我原先在记录纸上写着“裂脑患者”,忽然觉得这四个字太方便了:它没有写出一个人今天要赶的路,也没有写出他可能已经饿了。我把那张纸翻过去,先问他想不想喝水。
斯佩里站在稍远的地方。我已经见过他年轻时怎样等待视神经重新长出,也在1981年的奖项资料里见过他的名字。这一次,年代回到了六十年代。他没有认出我去过哪些未来,只问我挡板的位置是否合适。他仍然不急着解释。与其说他相信一句话,不如说他相信让一句话遇到一个无法绕开的实验。
加扎尼加年轻得多,讲话也快。他检查呈现装置,搬开一件会挡住手的东西,然后请参与者注视中间的小点。我问为什么一定要盯住那里,他让我自己坐下试一次。我以为目光很稳,刺激刚在旁边闪过,眼睛就追了过去。他停下装置,说,这一次不算。我刚到这里,就先成为了一个没有遵守条件的人。
这些研究中的参与者,因为难治性癫痫接受了切断部分大脑半球间联系的治疗性手术。博根与沃格尔等外科医生参与临床工作;斯佩里、加扎尼加与同事随后研究手术后的功能。研究者不是为了制造两个心灵,才把一个健康人的脑切开。1962年的论文首先记录的是,在这样的临床背景下,某些信息交换出现了特殊困难。[20.1,20.2]
“切断了联系”也不是一句无需核对的总括。手术范围、剩余通路、术前病情与术后时间都可能不同。看到同一个名称,不代表面对的是完全相同的一组脑。博根翻看记录时,我忽然明白,论文方法里那些我过去读得很快的解剖说明,在这里不是手续;它们决定我们接下来能够怎样理解这个人。[20.1–20.3]
我在本子上画了两只眼睛,再把注视点两侧的视野分开。加扎尼加俯身看了一眼,让我把交叉的线画清楚。在通常的视觉通路中,两眼的左侧视野主要通向右半球,右侧视野主要通向左半球。刚才我的眼睛追了过去,原本分开的输入就可能重新混在一起。
于是那颗小点有了重量。如果刺激出现得太久,眼睛来得及转动,本来要限制在一侧的信息就可能被另一侧取得。要研究信息不能怎样传过去,首先得保证它没有从别的路绕过去。我从来没有觉得一次眨眼与一次转头之间的区别,能够这样直接地改变一项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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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保留经典侧化任务需要的关系,不显示完整视网膜和视路结构;眼睛转动或呈现过久会改变信息可达性。参见[20.1、20.3]。在经典任务里,某些短暂呈现在左侧视野的材料,参与者用语言难以报告,却能够在适当条件下用左手选择相应物品;换到右侧视野,口头命名又可以完成。左右手、语言和不同输入方式,需要分别安排测试。1965年关于视觉知觉的研究,使这种分离得到更系统的描述。[20.3]
我第一次看见类似的任务结果时,先想到的是“不知道”。那个人说不出刚才的东西,我就已经准备把结果记在这一栏。可他的手在挡板后面找到了一件东西,选择与刚才呈现的材料相合。我握着笔,迟迟没有落下去。如果我只给他说话的机会,就会把另一种能够显现的能力写没。
他问是不是选错了。加扎尼加没有让我的惊讶变成他的责任,只说我们在比较不同的做法。我跟着点头,把那一栏改成“口头报告”。三个字比“知道”窄,却更接近我们刚才实际做过的事。房间并没有因此变得简单,只是少了一种过早的判断。
休息时,我们把挡板撤开。刚才需要严格控制的两只手,现在一起处理一个普通的纸袋。一只手扶住,另一只把开口撑大。那个人和我们说路上哪一段不好走,谈话没有像实验记录那样裂成两列。我感到困惑。若把刚才的几次选择写成两个人住在同一具身体里,这个下午剩下的生活又该怎样安放?
斯佩里没有否认实验中的分离。他只是让我把观察发生的条件也留下。日常生活允许眼睛移动,允许说话,允许身体和环境不断提供线索;实验却会主动限制这些线索,好使某些困难显露出来。两种情况不是互相推翻,而是共同界定了一种功能怎样依赖信息的流通。
我想起那只眼睛被旋转的动物。那里是把世界的坐标打乱,看连接怎样恢复;这里是限制通路,看哪些任务还能完成。斯佩里一生中不同的问题,忽然显出一种相近的做法:先找出通常被整合得看不见的过程,再创造一个能让它们分别留下痕迹的条件。
但人比那幅简图更难处理。他会疲倦,会猜测研究者希望得到什么,也会寻找自己的办法。某一次试验中,我不自觉地朝正确物品看了一眼。加扎尼加立刻示意重新安排。我有些窘,辩解自己没说话。他指着我的眼睛。我只好把“没有提示”改成“没有口头提示”,然后又将整次记录标记出来。
一次成功的选择,可能来自待研究的路径,也可能来自实验者没留意的线索。要证明一条路存在,得排除别的路;要证明一条路受阻,也不能先把尚未控制的条件当成已经消失。我想到自己做过的预测模型。把结果藏在一个看似无关的变量里,并不比用目光暗示答案更神秘。
视觉不是唯一入口。1963年的躯体感觉研究也把手所取得的信息与回答方式分开,安排在遮挡视觉等条件下进行比较。我看到一位参与者在挡板后摸索,才明白桌上那块木板并非普通隔板;它要暂时拿走一条生活中本来能够帮忙的路。研究需要这样的限制,解释却不能忘记限制曾经存在。[20.15]
与手的动作有关的研究还显示,有些任务在不同反应方式之间出现特殊困难。1967年关于连合切断后失用表现的论文,并不是给左手或右手贴上“聪明”和“笨”的标签,而是追问某类指令、学习和运动组织怎样跨过半球之间的联系。[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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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仅概括部分经典任务,参与者、手术范围、学习史及刺激条件会改变表现。参见[20.1、20.3–20.7、20.15]。我原先想画一个总分,说这一侧保留多少能力,那一侧又保留多少。画着画着发现,任务不同,那个总分就会换一个样子。命名、匹配、理解词语、安排动作,不能简单按成功次数加成一个“心灵的重量”。同一个人在哪种任务里显得无能,有时取决于我们准许他用哪条道路回答。
这使我想起米尔纳与H.M.。不能讲述做过的练习,不等于没有从练习中改变;这里,不能说出某种输入,也不等于一切与它有关的信息都不存在。两个故事没有相同的病灶或机制,却都要求研究者把一个过大的词拆开,看看它曾经把多少不同能力盖在下面。
后来的年代里,我见到勒杜与加扎尼加讨论新的患者材料。某些参与者的右半球呈现出比早先个案更丰富的语言理解或表达能力。1977年的工作记录到,一位术后参与者的非言语半球能够理解一些名词和动词,并通过适当的动作、字母排列或左手书写表现出能力。这些结果没有允许人把所有患者当成同一个人。[20.5]
我问右半球是不是从此也会说话。勒杜让我重新看任务:理解一个指令、拼出一个词与流利口语,不是同一项测量。不同个案的能力也并不整齐。那一页结果好像一直在把我想缩短的句子拉长。可字多出来的地方,恰恰保住了人的差别。
有些研究还尝试分别向两侧提供问题,从回答的差异讨论主观过程。勒杜、威尔逊与加扎尼加1977年的另一篇报告,将一个个案的结果放进关于分离半球意识性质的讨论。论文提出了强烈的解释,但解释仍要和任务、个案条件以及能够取得的行为证据放在一起。[20.6]
我没有坐在病人面前追问他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这个问题在我的笔记里很大,落到对面的人身上却可能变得冒犯。研究者可以仔细设计测试,不能要求一个参与者用一段临时的自述替哲学结账。那天下午,他先问的仍然是几点结束。
更令我不安的是关于解释的研究。有时,一侧取得的信息引出了动作,负责口头作答的系统却没有获得同样的信息;当被问到原因时,参与者仍可能给出一个听起来连贯的说明。加扎尼加与同事由此发展出关于解释者的思考:我们能够说出的行动理由,未必总等同于产生行动的全部过程。[20.5,20.6]
我不愿把这种情况记成“人都在撒谎”。撒谎通常意味着知道另一种事实,却有意隐瞒;这里恰恰是在不完整的信息中形成一个似乎合情合理的说明。解释者这个概念也不意味着左脑包办一切推理,更不意味着右脑只负责艺术。它首先来自特定条件下信息、动作和报告之间的差别。
一旁的纸杯倒了。我赶紧扶住,说是桌面不平。加扎尼加看了看我的袖口,那里还压着刚才碰倒杯子的那支笔。我笑了,随后又有点尴尬。这当然不构成一个裂脑实验,只是使我在生活里看见自己有多急着给一件事安排一个顺耳的原因。
那天回去,我翻出一页过去论文讨论的草稿。上面几条相关性被我连成一个很流畅的机制故事,每一步都有一个熟悉的神经科学名词。我没法从这张旧纸判断哪一条解释一定错,却看见了另一个问题:我可能先看到了结果,再替它找出一条听起来像事先知道的路。语言能把不连续的证据接得很平,可平整不是道路真的走通过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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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图是阅读“解释器”相关工作的方法提示,不把合理化或错误报告一概等同于故意说谎。参见[20.5–20.6、20.9]。时间继续向前。有些患者在手术后的长期观察中出现了语言组织或表现的变化。1979年的研究讨论了连合切断以后言语组织的可塑性。一个人的脑不是在手术结束时凝固下来,测试也不是只需要做一次。失去的联系、保留的通路、练习和生活,都可能使后来的表现与最初不同。[20.7]
到2017年,我读到平托与同事对两位长期术后参与者的研究。他们仍发现跨视野比较的困难,却在某些检测和反应任务中看见比经典简图更统一的表现,并据此质疑把分离知觉直接等同于两个独立意识主体的解释。这个结果并没有让前面的全部记录失效,也没有凭两个人就替所有裂脑情形作出结论。[20.8]
新的研究必须问:哪些任务不同,参与者术后经历了多久,信息是否有其他可利用途径,什么叫作“统一”又被怎样测量?围绕相关结果的讨论,以及后续关于跨视野整合的实验,都说明这不是换一篇论文就能把旧答案一笔划掉的事。[20.9,20.10]
我把几份题目放在一起。早期论文中的分离、个案里的复杂语言、长期变化与较新的整合结果,看起来不够整齐,反而更像一个真正被持续研究的问题。研究的价值并不只在于替世界保留一句永远不改的格言;它也在于让那句格言一次次变得有条件、有范围,最后不再伤害它原本想描述的东西。
斯佩里1981年的诺贝尔奖所表彰的是大脑半球功能专门化方面的发现,不是宣布一个脑里必然住着两个完整的人格。他的演讲讨论分离意识的可能性,奖项却不替其中每一种哲学延伸作担保。我此前随休伯尔与威泽尔来到过同一年的斯德哥尔摩,现在重读这些材料,才知道自己那时有多少问题尚未听懂。[20.11–20.13]
关于左右半球的故事太容易流传了。把一边叫逻辑,另一边叫创造,把一个人用一半脑的倾向来解释,听上去省力,也容易做成一张图。但一张图若让人忘记两侧的广泛协作、个体差别与任务要求,就不是把发现说清楚,而是重新造出一个更好记的误解。斯佩里自己的研究与后来的工作,远比这种人格测验复杂。[20.12,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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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线不是否认后一个问题,而是标明它不能仅凭前一个结果自动解决。参见[20.8–20.14]。我最后一次从测试房间出来时,那个人正穿外套。刚才参与任务的手伸进袖子,另一只手拉住衣襟。他问我是不是第一次来,我说不是第一次看这样的研究,但第一次这么认真地注意自己的问法。他笑了一下,没有追问。我也没有把关于两个自我的困惑塞给他。
母亲打来电话,问我路记清楚没有。我说记清了。话说出口才知道,自己记得的是好几个版本:童年的转弯,她刚告诉我的新路,还有实验室里画出的坐标。它们没有在脑子里整齐地各占一半,也没有因为来源不同就不能一起带我回去。我站在门外,让她把话说完。
挂断以后,我看着玻璃上自己的倒影。两侧眼睛都在,面孔没有显出一条可供划分的线。我不再急着把“我”放到哪一个半球,也不觉得只有所有问题都回答了,才可以承认一个人过着完整的生活。此刻更具体的愿望,是看看这些联系在活着的大脑里怎样显现,而不必等到一次病变或一次手术以后。
走廊尽头传来一种低沉的机械声。我认得它。许多年后,我自己的研究生涯也常在类似的声音中安排一个扫描时段。可当门打开时,里面并不是我熟悉的磁共振室,桌上放着的也不是一张完整脑图。
是两小管水。有人说,先要知道,哪一管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