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理解大脑之前
第 09 / 24 章 · 神经科学史小说

电话那头的人

贝凯西:声音进入耳朵以后

一枚硬币掉在宴会厅外面的地板上,先是脆响,接着一连串越来越轻的滚动声。我没有低头,却知道它大概停在左边那只黑皮鞋附近。前面的人正排队取外套,后面有人笑得很大声。刚才我还在想视觉皮层怎样从光里找出一条斜线,现在却被一枚硬币提醒:世界并不只从眼睛进来。

取外套的时候,我听见有人叫了一个很像我名字的音节。我回头,身后的女人正在找她的丈夫。她朝我抱歉地笑了笑,走过去挽住另一个人的胳膊。我把外套搭在手上,摸到了笔记本。那里面已经有许多人的名字,却没有一个人能替我告诉家里,我现在在哪里。

我想起离开实验室那晚,手机亮过两次。我回过一句忙完打给你,后来还没有打。以前我也常常这样拖着。并不是有什么大事,多半是正在跑程序,或者不愿意把“最近怎么样”再回答一遍。我会发一条消息,说忙完了打回去。有时忙完了,也没有打。现在我忽然很想听她问这句话。只要能听见,我甚至愿意把分析失败的细节从头讲完。

走廊尽头有电话。我知道拨号大概没有用,还是拿起了听筒。里面先是一阵细细的沙响,随后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他没有问我找谁,而是说:“别捏住那里,你把接点弄松了。”我低头,看见掌中的听筒已经被拆开。一截线垂在桌沿,铜丝末端亮得像新露出的伤口。

窗外没有雪。一个穿着旧外套的男人正把螺丝分放进几个小碟子。他抬头看我,指了指空着的那一个。我把刚从手里掉下来的螺丝放进去。这才看见桌上写着日期的记录纸:布达佩斯,1928年。

那个人是格奥尔格·冯·贝凯西。他当时在匈牙利邮政系统的实验研究部门工作,还不是以耳蜗研究闻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电话线路、接收器和声音传输中的问题,都是他每天会碰到的事。几十年后回头看,这段经历容易被写成一个科学家走向命运的起点;在我面前,它首先是一只还没有修好的听筒。[9.1,9.4,9.15]

他把膜片装回去,让我说一句话。我说:“喂。”他听了听,叫我再说一次。我便又说了一次。第三遍以后,我觉得自己像在证明还活着。他却只在纸上记了几个数,又把听筒拆开。声音在我的生活里总属于某个人,在他手里,它暂时属于振动、阻尼和接触不良。

“你们研究电话,为什么会研究耳朵?”我问。

他把最后一枚螺丝放稳,才说:“电话总得送到耳朵这里。”

我等着更大的解释,他没有继续。隔壁传来锉刀磨金属的声音。一个被大家叫作马顿的修理工进来,问这只听筒下午能不能交还。贝凯西说还不行。马顿望了望桌上的零件,说用户未必愿意等到我们把耳朵也弄明白。贝凯西没有笑,只把拆下来的旧膜片递给他,请他别扔。

午饭时,马顿把一小包面包摊在工作台最干净的一角。他说妻子不喜欢他把实验室里的螺丝带回家,洗衣服时总要从口袋里捡出来。我摸了摸自己的口袋,里面除了笔记本,竟也有一枚螺丝。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进去的,便悄悄放在了桌上。马顿看见了,往自己那边拨了一下,像是很熟悉这种事情。


耳朵不是一只缩小的电话接收器。外面的声音使鼓膜振动,中耳的小骨头把机械运动送向内耳,镫骨作用于卵圆窗;再往里,振动面对的是装着液体、盘旋起来的耳蜗。听起来没有哪一步神秘,可这串说明没有告诉我们,同样进入耳朵的声音,为什么有的低沉,有的尖细。

贝凯西让我看一个耳蜗标本。它比我在课件上见过的模型小得多。模型总把事情做得很大,螺旋展开,颜色鲜明,每一部分都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旁边。真正的组织没有这些好意。细小的结构藏在骨头里,附近多碰一下,就可能改变原来需要观察的东西。

我想到琴弦。不同长度的弦响应不同音调,耳朵里是否也有许多这样的小弦?这是一个诱人的想法。它能把熟悉的乐器搬进不熟悉的身体,而且听上去像是已经解释完了。贝凯西没有立刻反驳。他把一张纸推给我,问,如果真是这样,给它一个频率固定的声音,我打算看见什么。

我在纸上画了一排短线,其中一根画得特别黑。他看了看,又在旁边留出一块空白。“那就看它是不是这样动。”他说。我们随后做的许多事情,都只是为了给这片空白补上一个不由人决定的形状。

最难的不是把声音送进去,而是在尽可能少破坏机械条件的情况下,看见里面怎样运动。骨壁挡着视线,组织会变化,微小的气泡也可能使事情走样。贝凯西用过细小的标记颗粒和频闪照明,让原本快得无法追踪的位移成为可见的过程。我这才明白,显微镜再清楚也未必有用;如果观察者面对的是运动,还得有办法处理时间。[9.2,9.3]

第一次轮到我帮忙时,我只负责把记录纸排好。后来我多做了一件事。我觉得窗口不够清楚,挪了一下位置,又碰了碰附近的组织。动作很轻,当时也没有什么东西明显断裂。下一次观察时,图像反而更容易辨认。我很高兴,画出一条整齐的曲线,递过去时还解释说,这次终于没有那么乱了。

贝凯西没有看曲线,先看标本。他问我动过哪里。我把刚才的动作比给他看。他沉默了一会儿,把那张漂亮的记录纸从正式记录旁边拿开,另放在桌角。我有点不服气,指着曲线说,变化比上一张清楚。他说:“我看见了。我们还不知道清楚的是耳朵,还是你的手。”

这句话并不重,反而使我更难受。我宁愿他发火,那样还可以把一部分不愉快归到他的脾气上。我坐回椅子上,把自己碰过的位置补画出来。原先我只记录“看到了什么”,现在不得不补上“为了看见,我对它做了什么”。

傍晚马顿来收工具,看见我还盯着那张纸,问是不是数字算不对。我说,数字可能没错,标本错了。他不知道这有什么好发愁的,便说那就写上标本错了。我告诉他,原先的结果比现在好看。他把工具箱合上,说坏掉的电话有时也比好电话声音大。

那张纸没有被扔掉。贝凯西让我在上面注明改动,夹到另外一组记录里。失败并不是从此不许再看,而是不该再装成没有发生。我很久以后整理自己的笔记,仍能认出那一页。上面最醒目的不是曲线,是我后来添上的一个很小的箭头,指向被碰过的位置。

图9-1 同一结构,不同高峰(点击放大)
图9-1 同一结构,不同高峰。
完整图注与资料说明三条归一化包络仅用于说明基底膜上的位置—频率关系:高频刺激的峰值较靠近底部,低频较靠近顶端。图中曲线由数学函数构造,不是贝凯西原始记录,也未按真实耳蜗长度或频率标定。参见[9.1–9.3]。

在一次条件较好的观察里,我终于看见振动不只是停在某一个点。它沿着基底膜传播,振幅逐渐变化,在一定位置附近达到高峰,又很快衰减。提高声音的频率,高峰更靠近耳蜗底部;降低频率,它向更远的顶端移动。并不是每一根想象中的小琴弦各自等候自己的音调,而是一道运动在结构中行进,结构又限制它在哪里变得突出。[9.1,9.2,9.3]

贝凯西换了一个音调。我沿着标记寻找刚才的高峰,却在原来的地方找不到它。我一开始以为光偏了,调过以后才发现,真正该改的是我的预期。高峰没有义务留在我已经记熟的位置。这种错很轻,不至于毁掉标本,却让我看见“熟悉”有时会怎样妨碍观察。

我问,那是不是只要知道最强振动在哪里,就知道人听见了什么。他把音调又换了一次,问我刚才的记录有没有写完。我说写完了。他接过纸,指着一栏没有填写的条件。我低头补上。等我写好,他才回答:“先把这个知道。”

我原先不太喜欢这样的回答。它像一扇只开了一条缝的门,总不让人痛快走进去。但在他的工作台旁待久了,我开始明白,那不是拒绝大问题。他很清楚自己测到了哪一段,也知道从这一段走到全部听觉,中间还隔着许多不曾测量的东西。问题很大,并不会使证据自动变大。

频闪灯使观察带上一种不真实的感觉。照明与振动的节奏配合以后,飞快的运动仿佛慢下来,甚至停住。改变一点相位,标记又出现在新的位置。我盯着它看,想起小时候坐车经过栅栏,轮子有时看起来在倒转。视觉给人的确定感很强,强到我们容易忘记,所见还取决于怎样照明、怎样取样。[9.2,9.3]

“它不动了?”我说。

“灯在等它。”贝凯西答道。

我把这句话记下,又自己补了一行解释:我们只是每次在相似的时刻看它。后来我做时间序列分析,常把采样间隔当成表格里一项普通参数。到了这里,间隔忽然有了形状。看得太少,看得恰好,都可能把一个活跃的过程变成看似安静的图。

图9-2 频闪如何使运动显现(点击放大)
图9-2 频闪如何使运动显现。
完整图注与资料说明连续曲线表示理想化振动;标记表示每隔一个完整周期、在同一相位取样的位置。三组不同取样相位可能分别呈现不同的“静止位置”。示例只解释取样原理,不是频闪装置实测数据。参见[9.2–9.3]。

有时我们不看真正的耳蜗,而看放大的机械装置。它们不像人体,长得笨重,线、膜和固定架都露在外面。我第一次见到这种东西,仍带着做生物研究的戒心:一个模型和耳朵差得那么远,能告诉我们什么?贝凯西关心的却是,这样的装置能不能把某一种机制单独拿出来。他甚至把触觉用于辨认模型中的振动分布,让眼睛之外的感觉也成为观察工具。[9.3,9.15]

我把手臂靠近相应的接触位置,感觉到振动沿着不同地方传来。那并不是听觉,我也没有因此知道音乐是什么。但一个原先藏在骨头深处的机械问题,忽然可以借另一种感觉被察觉。模型没有复制整只耳朵,却使我能比较:改变一处条件,哪里随之改变。

马顿在旁边看了一会儿,问这个东西最后能不能放回电话里。贝凯西说不需要。马顿点头,把架子松动的地方拧紧。他不太关心装置叫什么,关心的是放手以后会不会晃。在那些日子里,我越来越不敢把“技术问题”说得像一件次要的事。理论可以写得很高,最后仍要落在一只不晃的架子上。


再见到贝凯西时,他已经老了。1961年,斯德哥尔摩。人们向他祝贺,我站得稍远,看见他把别人递来的纸接过去,仔细看清姓名以后才回应。那双曾在显微镜旁调整标记的手,现在要处理签名和正式场合中的礼节。

这一年的生理学或医学奖由他独自获得,表彰的是耳蜗内刺激传递的物理机制。颁奖说明没有说他解释了全部听觉,更没有说他找到了声音之所以成为某个人声音的全部原因。我以前读获奖理由,常嫌它太短;这一次,却觉得其中的限定很重要。[9.5]

十二月十一日的诺贝尔演讲,把观察的乐趣和内耳的力学放在同一个题目里。我想起自己毁坏的那份标本,觉得“乐趣”两个字并不总是轻松。有时候它要经过几个下午的沉默,经过别人已经回家而你还不愿承认当天没有结果,才慢慢显露出来。[9.3]

散场以后,我向他提起当年那张曲线。他没有立刻想起来。我说,就是我碰过组织,图像反而变得很好看的那一次。他看了我一会儿,或许记起来了,也或许只是明白我在说哪一类事。他问:“你后来写上了吗?”我说写上了。他点点头,没有再问曲线好不好看。

我带着一点失望离开。他没有谈荣誉,只问我有没有把当年的改动记上。到了门口,我把那页纸又翻出来看了一遍。

晚餐时,几个人隔着桌子同时说话。我能分辨面前的人,也能听见后面杯子轻碰的声音。贝凯西解释的机械过程正在每个人的耳中发生,但耳朵收到声音,并不意味着注意会平均分给它们。后来读到关于双耳听取和语音辨认的研究,我才更清楚地意识到,穿过耳蜗还只是开始。我们不仅接收振动,还得从混杂中选择。[9.14]

我又想起衣帽间那个像自己名字的音节。一个错误的辨认,竟能让我在那样多声音里转过头。如果把所有事情都交给耳蜗上的振动高峰,我就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偏偏是那个声音使我放下了手里的外套。


奖章之后,故事没有合上。许多年以后,我在另一间实验室看见有人把很小的声音送入耳道,再等待耳朵向外返回的信号。最初我以为那不过是装置的回声。听觉不就是把外面的声音收进去吗?为什么现在还要认真寻找由耳朵向外传出的声音?

1978年,大卫·肯普报告了从人的听觉系统测到的诱发声发射。这个结果要求实验者十分小心:来自耳内的生理性响应,必须与声学装置、耳道反射以及其他伪迹区分开。一个微弱信号只有在这些可能性被逐步检查以后,才有资格迫使人重新考虑耳蜗做了什么。[9.9]

我想起贝凯西的死后标本。它们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机械观察,却不能保留活体中的所有过程。后来在活体耳蜗中完成的测量,发现了更精细、依赖生理状态的响应。原先看上去较宽的振动分布,不能被不加区别地当作活着的耳朵在全部条件下的表现。[9.7,9.8]

“所以以前错了?”我差点又问出这句省事的话。它会把许多年的工作简单分成旧的错误和新的正确,仿佛后面的人只需要把前面的人擦掉。但眼前的研究并没有取消行波,也没有让那些标本白白存在。它只是指出,测量过的系统和想解释的系统之间,还少了一部分会消耗能量、依赖细胞状态的活动。

早在1948年,托马斯·戈尔德已经从理论上讨论过耳蜗中主动过程的可能性。理论在纸上等待,证据在不同实验室以不同形式出现,并不是每个人都按同一份日程工作。我第一次觉得,科学史中的“后来证明”几个字太轻了。它往往把几十年压成一个逗号,也把没有等到认同的人压在了逗号下面。[9.6]

图9-3 被动响应不是活体响应的全部(点击放大)
图9-3 被动响应不是活体响应的全部。
完整图注与资料说明两条教学性曲线分别示意较宽的被动响应和更尖锐的主动响应;各自峰值已归一化,不能用来比较绝对增益。主动过程的发现补充、而非取消了行波机制。非原始实验曲线。参见[9.6–9.11]。

1985年的研究把外毛细胞的快速机械响应清楚展示出来;再后来,研究者找到了与这种电驱动运动密切相关的蛋白prestin。耳蜗不再只是接收和耗散机械能的被动结构,其中某些细胞还能参与机械反馈,影响灵敏度和频率选择。[9.10,9.11]

我看着这些结果,没有急着想象耳朵里长着一台小型音响。比喻总能使人迅速明白一点,也迅速误会一点。这里说的放大不是把所有声音一律拧大,它与频率、输入强度和细胞状态有关。那是一套活着的机械过程,不是有人躲在耳后转动音量旋钮。

可机械运动怎样进入神经系统,仍需跨过另一道门。毛细胞的机械刺激能够改变膜上的电导,这才把位移与电信号连接起来。听到这里,我终于重新认出前几次旅行的线索:膜并不是细胞的一层包装,它既把内外隔开,又在某些条件下允许信号通过。Hodgkin和Huxley当年追问的离子,现在在另一种感觉的入口处出现了。[9.12]

这些线索使我高兴,也使我警惕。我很想说,原来一切终于连上了。但“连上”不等于解释完了。外毛细胞的机械作用、内毛细胞的信号输出、中枢通路里的比较和选择,不能因为都参与听觉,就被写成彼此可以替代的同一步。


有一天,我对着两组神经放电记录犯了一个熟悉的错误。我先数脉冲,一组十个,另一组也是十个,就在笔记旁边写了“相同”。写完以后才看见,那十个脉冲出现的时间并不一样。一组对着刺激周期较有规律地排列,另一组分散得多。

在一定频率范围内,听觉神经的活动可以与声音周期保持相位关系。位置有用,时间也有用;而这种时间关系有其生理限制,并不能被推广成神经元对任意高频振动都一拍不落地跟随。我把“相同”划掉,改成“计数相同”。只多了两个字,原来许多没有交代的事便露了出来。[9.13]

图9-4 计数相同,时间关系不同(点击放大)
图9-4 计数相同,时间关系不同。
完整图注与资料说明两组人工构造的脉冲各十个:上组出现在相近刺激相位,下组较分散。它们说明平均计数可能遗漏时间信息,不代表两只真实神经元的记录;锁相能力有频率范围等限制。参见[9.13]。

我想起实验室里那些被我平均过的数据。平均不是错,必要时还很有用。问题是,我有时在决定保留什么以前,没有认真想过一个系统可能把信息放在哪里。空间图做得很漂亮,并不保证时间没有被我轻易抹掉;保留了时间,也不保证我就知道其中哪一种关系有意义。

离开时,我又经过一间有电话的屋子。这回听筒没有拆开。我把它拿起来,听见很轻的底噪。人可以测出这点噪声的频谱,找出线路里的某种缺陷,也可以追踪振动怎样抵达耳蜗,最后变成一串脉冲。这些事都是真的。可我握着听筒等了一会儿,仍然不是在等一个频谱。

我想起母亲说话前常有一个很短的停顿。她不知道我这边是不是已经开始听,就先叫一下我的名字。过去我嫌这个停顿慢,嫌她总要确认同一件事。如今没有人叫我,我才发现,那点多出来的时间是她给我的。

电话没有接通。我放回听筒,手掌压在冰凉的桌面上。窗外有人推着车经过,轮轴一边转一边响。我没有替每一种声音寻找意义,只站着听了一会儿。贝凯西让我知道了声音怎样在耳朵里行走,却没有替我解释思念。我不再觉得这是他的研究留下的缺陷。

下楼时,一股气味先于人声迎面过来。有人在热面包,烤焦的边沿带着一点苦味。那气味让我想起一间并不在这条街上的厨房。声音还需要等一个电话,气味却已经越过年代,在我毫无准备的时候,把另一个地方带到了面前。

史实与创作说明

史实边界。贝凯西在邮政研究环境中的工作、基底膜行波观察及1961年获奖有相应史料。1928年代表其早期发表节点,不意味着正文所有观察都完成于那一年;正文把跨年积累集中成若干可阅读的场景。银标记、频闪观察与机械模型依据其著作和演讲;具体实验顺序及对话不作为历史记录。

虚构范围。马顿为虚构的合成人物,不对应一位被确认的历史助手;听筒维修、面包、标本受扰、未接电话、与母亲有关的记忆及主角的穿越均为原创情节。贝凯西的手势、语气和对话为人物塑造,不是有来源的逐字引语。

解释的边界。行波和位置编码并不穷尽音高、声音识别或注意。正文把死后标本与活体分开,把理论上的主动过程、活体测量、耳声发射、外毛细胞机械响应及prestin按历史层次排列,不将后来的发现倒写成1961年已经全部完成。毛细胞机械电转导与外毛细胞电驱动运动相关但不同。

阅读线索。优先读[9.3]理解研究者如何讨论观察,再读[9.9]、[9.10]、[9.11]追踪主动耳蜗证据;[9.13]用于理解“脉冲数相同”为什么不代表编码相同。比较时分别记下制备、刺激、读数与排除过的替代解释,比仅比较结论更有用。

文献说明。[9.1]保留原始德文报告书目,所附链接是可追溯该书目的传记档案入口;[9.2]链接为书目背景入口,不是全书下载。在线档案统一按2026年10月9日核对;未将无法取得的历史原件称作已逐页核读。

本章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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