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理解大脑之前
第 13 / 24 章 · 神经科学史小说

重新迈出的那一步

卡尔松:多巴胺、运动,以及“想要”为什么不等于“快乐”

试管先把我带到了隆德。桌上的编号排得很整齐,一只动物几乎不动,旁边的人没有马上宣布什么。他只抬起纸,看着某一格的时间,又抬头望向装置。我问是否还要等,他说:“要等到有东西值得记下来。”纸角被水浸湿了。他没有换纸,只把时间记在干燥的地方。

这是1957年。阿尔维德·卡尔松三十四岁,比我熟悉的诺奖照片年轻得多。他的脸上还没有后来那些年留下的松弛,看人时很直接,但并不急于把话说完。我问眼前的动物是不是睡着了,他反问我怎样知道是睡着。我刚从赫斯那里过来,终于没有第二次犯同样的错误,只说它现在活动很少。

旁边的玛吉特·林德奎斯特抬起头,问我有没有看处理以前的记录。我说没有。她把前面几页翻给我,又让我把刚才那页夹在后面。她说话不高,安排事情却不留模糊的余地。我后来读到她与卡尔松长期合作,名字出现在那些关键论文的作者栏里。可在这一天,她并不是一个等着被写进致谢的人。没有她手里那些按顺序保存的记录,我连眼前的安静从什么时候开始都不知道。[13.1,13.13]

卡尔松正在研究利血平引起的变化。这种药物能使动物出现明显的活动减少和镇静样表现,同时影响脑内单胺。问题不是简单地问药有没有效,而是问:这样的行为变化究竟经过了哪一个化学环节?一个外观相似的安静,可以由不同原因造成,不能因为动物不动,就把每一种不动都放进同一个解释。[13.1,13.12]

我在纸上写下“药物、分子、行为”,用两根箭头连起来。卡尔松看见了,问中间那个“分子”指什么。我说可以测几种都看看。他笑了一下,让我把“都”划掉,先写出不同结果各自会使我们相信什么。我拿着笔,感到一点难堪。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尽可能全面”是一个很方便的回答,到了这里,却未必能替代一个可以区分解释的实验。

托尔·马格努松从另一张桌子旁过来,带着要核对的记录。卡尔松后来的自传说,他有化学工程背景,熟悉分析、实验操作和统计。此刻他没有显示出需要别人称赞的样子,只指着一个编号,问这个样本到底属于哪一组。我们三个人都停下来,直到林德奎斯特从原记录里找到对应关系,才继续往下做。[13.13]

我本来准备把这件事写成发现前的一个小插曲,后来却没有删掉。一个样本接错位置,足够制造一条貌似很有解释力的线。我们喜欢记住异常数据怎样开辟新领域,很少记住更多的异常必须先被查明是不是标签弄错了。那一天没有人把这件事说得深刻,大家只是等那张纸被找出来。


他们比较了不同的前体补充。DOPA与5-羟色氨酸不是可以随意互换的名字,它们通往不同的化学路径。在利血平处理后的条件下,DOPA能够逆转某些显著的活动减少,而5-羟色氨酸没有产生同样的恢复。1957年的那篇短文,把这种差别留在了纸上。[13.1]

第一次看见动物重新活动,我比他们表现得更急。我往前靠了一点,差点挡住林德奎斯特的视线。她让我移开,我退回原处。动物的动作并不带着“突破”的姿态,只是先有了一点变化,随后继续发生。我想说它恢复了,卡尔松却还在看别的记录。对于我来说,结局来自未来;对于他们,眼前仍然只是需要重复的一次观察。

我问是不是已经证明去甲肾上腺素很重要。按照我脑中那条合成路径,DOPA可以变成多巴胺,多巴胺又可以在相应的细胞中参与生成去甲肾上腺素。既然补上前体以后动物重新活动,似乎很容易把答案交给当时更受重视的后者。卡尔松说,路径里有一个位置,不等于我们已经知道在那里发生了什么。

后续分析的要紧之处正在这里:行为恢复时,去甲肾上腺素并没有按那个简单解释相应恢复。问题于是落到此前常被当作中间产物的多巴胺身上。它不只是通向另一种分子的过道,可能自己就承担重要功能。这个判断需要化学检测、组织分布与药理学结果共同支持,不能由动物迈出的那一步单独完成。[13.2,13.12]

图13-1 简化的儿茶酚胺合成关系(点击放大)
图13-1 简化的儿茶酚胺合成关系。
完整图注与资料说明多巴胺既可参与后续合成,也具有自身的信号功能;图不表示所有神经元都具备整条路径,也不是用药流程。参见[13.1–13.4、13.12]。

那天傍晚,我们还没有结束。房间里一种气味持续了很久,久到我不再注意,直到出去拿东西回来才重新闻见。林德奎斯特把同一组结果看了两遍,我问是不是不相信。她说相信与不相信都不影响我们明天还要做什么。我本来想问他们觉得这项工作能发在什么地方,听完便没有问。

我看见卡尔松在一张纸上改了一个词。原来的句子写得更满,改后少承担了一点。他没有因此显得退缩。那种谨慎与不愿服从已有解释的性格,在他身上并不是两回事:他可以坚持一个不受重视的问题,同时要求自己的结果不要走到证据前面去。

第二天我仍然想看动物,却被叫去看仪器。贝蒂尔·瓦尔德克正在处理测量的问题。与其说他在等一个神奇信号,不如说他在分辨几种容易混在一起的东西。卡尔松和瓦尔德克后来发表的荧光测定方法,利用不同条件下的荧光特征,使微量多巴胺在其他相关物质存在时也能够被辨认。[13.15]

我盯着装置,忽然有一点想念今天的分析软件。把文件导进去,峰的形状、数值与统计结果会相继出现,人因此很容易把测量当成一扇干净的窗。这里没有那种干净。背景、空白、样本处理和化学反应都挤在窗前。想知道脑里某种物质有没有变,先得知道这扇窗会不会把另一种东西认作它。

瓦尔德克让我指一下,哪一个结果足以说明我们测到的是多巴胺。我指了最高的那个。他没有笑,只把旁边一项对照推过来。最高并不自动意味着最可靠。我看着那些需要逐个排除的可能性,想起自己过去在热图上挑颜色最深的格子。数据会给人一种很快找到重要事情的感觉,而测量的身份常常比数值的大小更早需要确认。

图13-2 行为救援、化学测量与临床转化回答不同问题(点击放大)
图13-2 行为救援、化学测量与临床转化回答不同问题。
完整图注与资料说明将结果串联时,需要保留各自的对照与限制,而不是让一个阳性结果替其他环节背书。参见[13.1、13.5–13.7、13.15]。

多巴胺并不是在这间房里凭空诞生的。蒙塔古1957年关于不同动物脑组织中儿茶酚类物质的报告,也是这段历史的一部分;卡尔松团队后来把生化测量与行为功能联系起来。把一个分子何时被检测到、何时被赋予新的功能地位、何时成为治疗线索混成一个“发现”,会使故事省事,却容易把其他人的工作省掉。[13.2,13.3]

1959年,贝特勒与罗森格伦关于多巴胺在脑和其他组织中分布的研究,又使它的地位具体了一些。某些脑区的分布特点并不能只用“去甲肾上腺素合成过程中的一点剩余”解释。地图不再只是细胞构筑的地图,也可以是某种化学信号的分布。但含量多仍然不是一句完整的功能说明,它只是使一些问题更值得问。[13.4]

那篇旧论文没有几页,我却读得很慢,中途还回去核对了一次数字。短并没有替我省掉推理。一个结果为什么值得写下来,要回到当时的解释里才看得见。我过去读论文,常常先找作者最后认为自己证明了什么;现在开始往前多停一步,看看他原本也可能得到怎样不同的结果。

从隆德到维也纳,纸张的语言变了,问题却没有断。1960年,埃林格与霍尼凯维奇在人脑组织中测定相关物质,报告了帕金森病患者纹状体中显著的多巴胺减少。此前药物处理动物的安静,与人的疾病之间,终于出现了一条更具体的联系。但这条联系不允许我们倒过来说:那只动物患的就是同一种疾病。[13.5]

我跟着一名护士走进病房。靠窗坐着一个男人,膝上放着外套。他想把右边袖口拉平,手停了一会儿才动。我伸手要帮,他抬起眼睛,示意等一下。我便把手收回去。他花了比我预期更久的时间,终于把那一点折痕拉开。护士把椅子放在适当的位置,没有催他站起来。

他的名字没有来自任何一张历史病历。对于这趟旅行,他只是一个让我不能再把“运动迟缓”当作方便名词的人。我想问他最想恢复什么,又怕问得过大。他却先问我,门外那件深色外套是不是他家人的。我出去看了看,说不是。他点头,继续等。人的生活并不会因为一项测量而只剩下那项测量。

1961年,比尔克迈尔与霍尼凯维奇报道DOPA用于帕金森病运动不能的效果。对研究者而言,那是从化学缺失走向临床干预的重要一步;对于某些患者,首先变化的可能是能不能起身、转身、走过房间。这些朴素的动作,有时比任何一个关于机制的长句都更接近治疗的意义。[13.6]

但我没有看见所有人都在同一个下午恢复,也不能把初期报告写成从此疾病被治愈。效果能持续多久,怎样稳定获得,哪些表现不改善,伴随什么不良反应,都要在后续研究中继续面对。科齐亚斯与同事1967年的工作,把口服DOPA的长期治疗探索向前推进。动物救援、人体组织测量、短期临床反应与长期治疗,原来是四种不同的困难。[13.7]

傍晚,那位男人终于等到家人。对方没有先问今天走了几步,而是从袋子里拿出一件衣服,问冷不冷。他说不冷,却伸手去接。我站在门边,听见这句简单的问话,想起母亲在电话里问吃饭没有。照料一个人时,有些话经常被认为重复;没有听到的时候,人才会发现它原来不是多余。

我在笔记里给那只隆德的动物和维也纳病房各留了一页,没有把它们合成同一个“成功案例”。它们在科学上需要被连接,在叙事里却也应该保有不同的位置。前者让一种解释受到检验,后者还牵涉一个人的期待和每天必须继续的生活。机制有时能帮忙,有时尚不能,但不该把尚不能的部分藏起来。


后来,我发现自己对多巴胺的另一个印象同样过于省事。在进入这些实验室以前,我常听人把它叫作快乐的分子。这个说法很容易记,也容易解释购物、游戏和成功后的兴奋。可如果它只负责快乐,为什么前面首先看见的,是一个人想站起来却站不起来?

在一间更晚年代的实验室里,我看见研究者把“主动去获得食物”与“食物进入口中后的反应”分开。贝里奇、维尼尔与罗宾逊1989年的研究表明,严重的多巴胺相关损伤能够影响自主进食,但某些对味道的愉悦性反应并不按同样方式一并消失。这里对“喜欢”的判断有具体的行为定义,并不等于研究者直接读到了动物全部的主观感受。[13.10]

我把纸翻过来,又停住了。桌上有一块食物,我知道自己尝到时可能喜欢,却仍然可以因为疲倦不愿起身去拿。反过来,一个人也可能不断追逐某样东西,得到以后并没有想象中愉快。日常体验不能代替实验,但它使我明白,寻求、付出努力、学习线索与得到以后的感受,确实不该靠一个名字全包下来。

舒尔茨、阿皮切拉与永贝里的单细胞记录又把问题引向学习。随着任务被学会,某些多巴胺神经元的反应不只与最终奖励相关,也会同能够提示它的线索发生联系。要理解这些反应,必须知道动物已经经历了什么,而不是只看这一刻放进了什么刺激。相同的东西,在第一次出现与许多次以后,可以进入不同的预期。[13.9]

我听着记录设备里的声音,想起阿德里安第一次让我听见神经脉冲。那时我只急着知道这根纤维有没有工作,后来学会问它对什么响应。现在又多了一件事:同一输入究竟发生在一段什么样的经历之后。一个实验若把过去全部删掉,眼前的变化就很容易显得没有原因。

图13-3 学习可以改变信号与事件之间的关系(点击放大)
图13-3 学习可以改变信号与事件之间的关系。
完整图注与资料说明曲线仅示意一类经典学习相关响应,不是原始单细胞数据,不能推广为全部多巴胺系统的统一模式。参见[13.9、13.11]。

我在图旁边写“奖赏预测误差”,写完又划出一道括号。这个词概括了一条重要的研究方向,却不该被用来替所有多巴胺信号安排同一份工作。不同细胞、投射、测量位置和时间尺度,并不必然给出整齐相同的信号。莫赫比与同事2019年的研究将学习相关的放电与动机相关的释放动态作了进一步区分,也提醒人们不要把一个地方测到的变化当成整个系统。[13.11]

卡尔松把多巴胺从一个过于安静的中间位置里带出来,后面的人又不得不把它从过于热闹的万能解释里分开。科学似乎常常这样:先发现一件东西比想象中重要,随后花更长时间说明它究竟在哪些事情上重要。我不再觉得后一段比前一段缺少戏剧性。因为真正能落到实验和治疗里的,往往正是那些越来越窄、越来越具体的区别。

1972年,凯巴比安、佩措尔德与格林加德关于多巴胺敏感腺苷酸环化酶的工作,把视线推进到细胞内部。化学信号抵达以后,不只是让膜电位立即改变,还可以经由细胞内过程发挥作用。那个名字使我抬起头:格林加德。前面的历史已经把我带到一个门口,而这个人似乎正在门后继续拆开问题。[13.8]

我开始分开记四件事:一种物质在组织里有多少,什么时候被释放,受体及细胞内部怎样响应,最后动物或人做了什么。过去它们在我的图里经常只隔着一根箭头。现在每根箭头都变成一小段需要重新走的路。我仍然需要整合,却不愿再让整合省略了中间的测量。

图13-4 把多巴胺研究拆成四个测量层次(点击放大)
图13-4 把多巴胺研究拆成四个测量层次。
完整图注与资料说明这里的箭头表示待检验的联系,不表示仅凭前一项测量就能推断后一项。参见[13.4、13.8–13.11、13.15]。

2000年的斯德哥尔摩,卡尔松已经七十七岁。这次生理学或医学奖由他、保罗·格林加德与埃里克·坎德尔共同分享,表彰神经系统信号传导相关发现。三个人的名字排在一起,并不是三个相同答案,而像三个相邻的问题:什么物质在传递,细胞怎样接住,经历又怎样留下较为持久的改变。[13.14]

我看着卡尔松,想起隆德那页被水打湿一角的记录。四十多年的距离,藏在台上一个人整理衣袖的动作里。获奖理由没有写那天谁先去找标签,谁等着结果,谁检查了空白。他的演讲与回忆却让我重新看见林德奎斯特、马格努松和瓦尔德克的名字。科学可以由一个人站在台上讲述,不意味着只发生在那一个人身上。[13.12,13.13]

我没有挤进祝贺的人群。卡尔松正听别人说话,我在本子里找到了隆德那一页,把卷起的纸角压平。

宴会之后,我在门边看见一个人慢慢扣外套。那不是维也纳的病人,只是一个普通的晚归者。我却没有像往常那样从他身边急着挤过去。等他扣好,才跟着出了门。过去我常把行动想成一个完成意图的动词;现在它又重新有了时间,有迟疑,有身体真正开始配合的那一点距离。

手机安静地躺在口袋里。我拿出来,想给家里报个平安,又不确定那里现在几点。屏幕显示的数字可以告诉我一个钟正在怎样走,不能保证母亲此刻醒着。这样简单的顾虑,以前靠看一眼时间就能解决,到了这里,却突然像一个没有被我认真研究过的问题。

我白天已经吃过东西,也走了很长一段路,可此刻并没有按自己认为应该的方式困倦。有几次恰好相反,明明还有事情要做,眼睛却很难睁开。身体不仅问值不值得动、能不能动,似乎还在用自己的办法判断:现在是不是该动的时候。

我将手机收好,在页边补了一个词:时间。窗外的灯逐个熄灭,纸上的字却没有消失。等我再听见房间里的声音,已经不是宴会后的脚步,而是一只很小的动物碰到管壁时发出的细微响动。有人提醒我不要随手开灯。我站在门口,手仍然停在开关旁边。

史实与创作说明

史实与虚构。林德奎斯特、马格努松与瓦尔德克为真实合作研究者,贡献依据论文署名和卡尔松自述。具体实验室对白、样本标签插曲、维也纳病房中的匿名男子、护士及其家人为虚构或综合性人物;不对应任何特定受试者,不是对原始病历的改写。

证据与优先权。脑内多巴胺的检测、功能地位的确立、帕金森病相关生化证据和DOPA临床应用是不同历史节点。正文同时保留蒙塔古及其他研究者的位置,不把所有节点归于一位获奖者。利血平动物模型不是帕金森病全貌,症状改善也不是根治。历史药物实验仅用于科学史讨论,不提供诊疗或用药方案。

概念与尺度。“想要”与“喜欢”在实验中须借助各自的行为定义;奖赏相关放电也不能概括全部多巴胺功能。可将[13.1]的行为救援、[13.15]的测定方法、[13.5–13.7]的转化研究与[13.9–13.11]的学习/动机研究分开阅读,再检查它们之间实际建立了哪些联系。

插图说明。图13-1是简化生化路径,不表示所有细胞都具备全部转化步骤。图13-2为文字性证据比较;图13-3为理想化的学习相关响应示意,不是论文中的单细胞记录,不说明每个多巴胺神经元都按此模式响应。图13-4用于提醒含量、释放、细胞反应与行为之间仍需独立证据。

本章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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