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理解大脑之前
第 02 / 24 章 · 神经科学史小说

神经系统不是电线

Sherrington × Adrian:一个刺激怎样变成神经信号?

那条腿忽然一缩,实验台跟着响了一声。我下意识后退,后腰撞到木柜,柜上的玻璃瓶轻轻打了个颤。穿白围裙的人没有看我,都盯着正在转动的记录鼓。空气里有消毒剂的气味,也有动物身上潮湿的热气。我还没有看清自己到了哪里,就先知道了一件事:在这间屋子里,连惊讶都最好轻一点。

“别碰那根线。”有人说。 说话的人个子不算高,胡子修得整齐,眼神温和得不像刚刚制止了一个差点毁掉实验的人。我认出他比认出Cajal慢了一点。Charles Scott Sherrington。我看了一眼桌上的书稿。封面还不是正式印刷品,里面密密麻麻写着修改。日期接近二十世纪初。

他和Cajal完全不同。Cajal的注意力像一束聚焦得过强的光,常常让周围的人也跟着紧张;Sherrington则更像一间安静的图书馆。说话不急,指出错误时很少提高声音,却会让你清楚知道自己哪里错了。后来我才知道,他不仅写生理学,也写诗,对古典语言和文学有长期兴趣。我第一次在他的实验桌旁看到一本与生理实验毫无关系的文学书时,还以为是谁忘在这里的。Sherrington看见我盯着它,只说:“一个人若只会一种语言,很容易以为世界只有一种说法。”

这句话也像他的实验风格。他不急着把神经系统解释成一种单一机器,而是不断观察兴奋、抑制、反射、姿势和肌肉之间怎样共同决定一个动作。礼貌和克制并不意味着宽松。相反,他对实验定义近乎苛刻。你如果说“反应变弱了”,他会问弱了多少;你说“几乎同时”,他会问差几毫秒;你说“神经系统决定了动作”,他会问是哪一段通路、哪一块肌肉、哪一个可被检验的现象。我答不上来时,就得回到那张记录纸前,补看自己漏掉的东西。

“你从哪儿来的?”他问。 我已经有经验了。

“很远的地方。”

“学什么?”

“脑。” 他笑了一下。

“那范围太大了。” 后来我才发现,这句话几乎可以概括他整个研究生涯。Sherrington并不满足于“大脑控制身体”这种正确但没有用的说法。他喜欢把问题切得非常具体:刺激皮肤某一点,哪块肌肉会收缩?一块肌肉收缩时,它的拮抗肌发生什么?同一个刺激为什么有时引起反射、有时被抑制?脊髓不是大脑,却为什么能够完成看起来相当聪明的协调?实验台上的装置正在回答其中一个问题。动物的一侧肢体受到刺激后,屈肌收缩;与此同时,与它作用相反的伸肌并没有一起用力,反而被抑制。这个现象今天在生理学课上有一个很整齐的名字:交互抑制,或者说互惠性神经支配。可当我站在那个实验室里时,它一点也不整齐。

它意味着神经系统不是一束从皮肤直接接到肌肉的电线。如果只是电线,刺激来了,信号传过去,肌肉收缩就结束了。但真实的身体需要同时完成两件相反的事:让应该工作的肌肉工作,让妨碍这个动作的肌肉安静下来。

“所以反射不是一条线。”我说。 Sherrington看着记录曲线。

“当然不是。”

“是一张网络?”

“也不能只说网络。”他说,“网络这个词很容易让人以为,只要连在一起就足够了。关键是连接之后发生什么。”

我怔了一下。在我的时代,“网络”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词。脑网络、功能网络、结构网络、连接组。我们把节点和边画得越来越精细,有时会不知不觉把“连通”当成“解释”。Sherrington面对的其实是同一个陷阱,只不过他的节点还没有彩色脑区,他的边也不是相关系数。Sherrington的实验室让我第一次看到一种和Cajal完全不同的科研气质。Cajal的世界由形态构成,一根纤维只要走向不同,意义就可能不同;Sherrington的世界则由时间构成。刺激在什么时候给出,肌肉多久以后收缩,两次刺激间隔多少毫秒,反应是否会相加,抑制持续多久,这些细小的时间差像一串密码。

有一次记录连续失败。机械装置留下的曲线抖得很厉害,我们花了很久检查刺激、电极和固定。最后问题并不在神经系统,而在记录机械本身。Sherrington重新调好装置后,没有把那半天当作浪费。

“如果你不知道仪器会怎样骗你,”他说,“你就不知道动物什么时候在说真话。” 这句话对一个习惯了软件默认参数的人尤其刺耳。现代仪器把大量技术细节隐藏在界面背后,我们因此得到前人难以想象的数据,却也更容易忘记:任何一个数字都必须经过一个测量系统才来到我们面前。十九世纪末,Cajal等人的工作让“神经元是离散细胞”逐渐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框架。可一旦承认细胞彼此分开,生理学立刻接过了形态学留下的问题:两个神经元之间的接触点,究竟只是结构上的邻近,还是整个神经系统计算发生的地方?1897年前后,Sherrington在参与Michael Foster的生理学教材修订时,需要给神经细胞之间这种特殊的连接起一个名字。“junction”太像一种被动的机械接头,好像两根管子直接焊在一起;而他需要的词既要保留“接触”,又不能暗示两个细胞真正融合。最后,“synapse”被采用。

那天下午,实验重新开始以前,他没有立即离开。我以为他会生气,因为一整段记录都作废了,换成今天的实验室语言,至少半天“没有产出”。他却坐下来,一边重新校正装置,一边问我以前有没有因为仪器问题得到过一个很漂亮的结果。我脑子里迅速闪过批次效应、扫描伪影、归一化错误和某次差一点写进论文的异常相关。我没有回答。他看了我一眼,也没有追问,只说:“漂亮的错误通常活得比丑陋的错误久。”我没出声,把那段作废的记录往自己这边挪了挪。

这个词后来会普通到每一个高中生都可能听说。但那时,谁也没有真正“看见”突触。没有电子显微镜,没有突触小泡照片,没有受体结构。Sherrington是在功能上推断它存在。这让我第一次认真理解了一个以前觉得很抽象的方法学词:不可见的东西,也可以被实验约束。如果一个神经冲动通过一段外周神经,传播相对迅速;可一旦进入中枢神经系统,反射会出现额外延迟。某些反射只能按一个方向有效传递。有些输入会让输出增强,有些输入却会把另一个反应压下去。多个刺激在时间上接近时,效果会相加;刺激位置不同,也可能发生空间上的整合。你看不见“门”,但你可以从所有进出房间的人身上推断那里确实有一扇门。

Sherrington研究的正是这扇门。有一天上午,他让我记录一次屈曲反射。刺激强度固定,装置留下的肌肉张力曲线也相当稳定。随后,他改变了另一路输入。原本清晰的反应减弱了。

“你做了什么?”我问。

“什么都没对那块肌肉做。”他说。

“可它的反应变小了。”

“所以变化发生在中间。” 中间。这是一个很不起眼的词,却突然把我从现代脑影像拉回到神经科学最核心的逻辑里。输入没有变,肌肉本身也没有被直接改变,输出却变了。那么系统内部一定发生了处理。这就是“整合”。Sherrington后来用“The Integrative Action of the Nervous System”作为那本著作的题目。神经系统不只是把刺激搬运到肌肉,它选择、组合、竞争、抑制,再产生一个协调的动作。反射也不是愚蠢的自动反应,而是观察神经系统基本计算规则的一扇窗口。

“你想知道大脑怎么想,”有一次他对我说,“可你先得知道一条腿为什么不会同时向两个方向用力。”

我当时笑了。后来越想越觉得这句话残酷。现代研究很容易从最高层的问题出发:抑郁是什么,意识是什么,自我是怎样形成的,复杂认知如何涌现。问题都足够宏大,图也足够漂亮。但如果你连最基础的因果链条都没有抓住,宏大有时只是把不知道放大了。Sherrington并没有让我放弃宏大问题。他只是在教我从哪里进入它。

几天后,我在他桌上看到一摞写满修改的手稿。那本书将在1906年出版。巧得几乎像某种故意安排:同一年,Golgi和Cajal因为神经系统结构获得诺贝尔奖,而Sherrington正在把“离散神经元”变成一个真正会工作的系统。Cajal画出了细胞之间没有融合的边界。Sherrington开始告诉人们,那道边界不是缺口,而可能是神经系统最重要的调节位置之一。我本以为那道缝隙的问题已经有了答案。可某个下午,Sherrington突然问我:“你一直说信号。你觉得一个神经冲动究竟是什么样?”我张了张嘴。动作电位。钠离子内流,钾离子外流,膜电位快速翻转。[2.1]

这些答案在我脑中整整齐齐。但我不能直接把1950年代的答案拿给一个二十世纪初的生理学家。于是我换了一个说法。

“至少应该能记录下来。” Sherrington看着我。

史料卡|第二章:从Sherrington的神经整合到Adrian的单纤维脉冲记录(点击放大)
史料卡|第二章:从Sherrington的神经整合到Adrian的单纤维脉冲记录。
完整图注与资料说明依据经典著作、原始论文与诺奖资料重绘。

“记录一整条神经的变化不难。”他说,“难的是知道一个单独的纤维在说什么。”


他说完这句话以后,时间没有立刻改变。它像故意让我先记住一样,安静了几秒。然后实验室里所有声音突然被一种持续的电噪声盖住。我再次睁眼时,已经站在另一间实验室。设备明显新了许多。桌上有放大器、导线和精细得令人头皮发紧的解剖工具。墙边的装置像一组拼凑起来的电子仪器,没有任何我熟悉的数字界面,所有东西都靠旋钮、玻璃管和线路工作。窗外是Cambridge。桌旁的男人比Sherrington年轻很多。Edgar Adrian。时间是1926年前后。如果说Sherrington擅长从整个反射系统中推断神经元之间发生了什么,那么Adrian正在做一件方向相反的事:把系统拆到几乎不能再拆。

他和同事会一点点分离神经,直到记录尽量接近单个感受器和单根神经纤维。整个过程像在一束由无数细线编成的电缆里,只留下其中一根仍然连接。我第一次看见这种操作时,忍不住问:“为什么非要只剩一根?”Adrian没有抬头。

Adrian给我的第一印象不是“天才”,而是省字。他说话短,动作也短,像每个多余步骤都会给噪声一次机会。Sherrington会把一个实验放回整个神经系统的宏大框架里,Adrian则更愿意先把那根细小的纤维处理好。一次我问他,这项记录如果成功会说明多么重要的问题。他头也没抬:“如果制备坏了,重要问题可以等明天。”这种近乎冷淡的实用主义后来反而让我喜欢。伟大的问题并不会替你接好一根线,也不会替你把电噪声消掉。

那时的电生理设备没有今天仪器的整洁外壳。放大器、导线、记录器和屏蔽装置像一套不断被改造的机械器官。Adrian会亲自听噪声的变化,会盯着漂移,会为了一个接触不良的接口重新拆装。我以前总把“实验设计”理解成论文方法图上的箭头,到了这里才明白,真正的实验设计有一半藏在那些论文最后不会写出来的细节里:哪根线容易松,某个组织还能稳定多久,环境中的电干扰在几点最严重,研究者的手在连续操作两小时后会不会开始抖。

“因为一百个人同时讲话,你只能听见房间很吵。”他说,“我想知道一个人在说什么。” 我在心里给这句话加了一句:单细胞时代以前的单神经纤维思想。Adrian的实验室同样有大量时间花在“什么都没有发生”上。某天下午,我们连续几小时只听见不规则的噪声。有人怀疑组织状态不好,有人重新检查接线。我盯着那套线路,忽然产生一种熟悉感:这和我等待程序跑完后发现结果全是NaN并没有本质区别。技术换了,博士生的命运似乎没怎么变。后来他们发现一处接触并不稳定。线路重新接好,背景噪声降低。第一串规律的电活动出现时,所有人的注意力同时被吸过去。没有人说“我们发现了规律”。他们先改变刺激,重复;再减弱刺激,重复;换一份制备,再重复。

我越来越理解为什么这些历史人物的论文读起来经常显得克制。真正做实验时,惊喜只持续几秒,接下来便是漫长的怀疑。真正的困难不只在解剖。神经产生的电信号非常微弱。你要把它放大,又不能让仪器噪声、电源干扰和周围组织的活动一起被放大到淹没真正的信号。实验装置需要屏蔽,接线需要反复检查,组织状态稍微变化,前面数小时的分离可能全部作废。这和我想象中的“诺奖实验”很不一样。它没有巨大的机器,没有一眼就能看懂的关键时刻。更多时候只是一个人低着头,把不需要的纤维一点一点剥开。把复杂问题变简单,竟然需要如此多的耐心。当记录终于稳定下来时,Adrian开始给感受器施加刺激。

轻一点。一串脉冲出现。再强一点。脉冲变得更密。我下意识盯着每一个波形的高度。几乎没有变。

“再强。”我说。 他加大刺激。脉冲出现得更频繁,可单个脉冲的大小仍然大致相同。我知道这个结果。我在本科生理学里做过选择题:动作电位遵循全或无规律,刺激强度主要通过放电频率以及更多纤维的募集来编码,而不是让单个动作电位无限变高。可站在把这件事从噪声中剥出来的实验旁边,我突然觉得那道选择题异常荒谬。教科书把结果写得太像自然界主动告诉我们的。其实自然界从来不主动解释。它只给你一堆微弱的电变化、坏掉的制备、干扰和偶然性。所谓规律,是研究者在足够多次失败以后,从里面逼出来的。

“奇怪吗?”Adrian问。 “如果不知道答案,会很奇怪。” “那你已经知道答案了?” 我一时语塞。他笑了笑,没有追问。我突然意识到穿越给我的最大优势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知道“答案”并不等于知道答案怎样被证明。你可以背出神经冲动的规律,却未必能设计出一个实验把单根纤维从成百上千根纤维中分离出来;你可以知道强刺激会提高放电频率,却未必知道怎样排除是仪器幅度饱和、组织损伤或者多纤维混入导致的假象。知道未来,只能让我在结果出来后认出它。并不能让我自动拥有发现它的能力。


1928年前后,我又一次出现在Adrian的实验室。设备旁多了一个扬声器。放大后的神经活动不仅可以被记录,还能转换成声音。只有少数纤维活动时,扬声器里会传出一个个短促的点击声。啪。啪、啪。刺激增强。啪、啪、啪、啪、啪。实验室里所有人都安静下来。那不是音乐。可我很久没有听过比它更像音乐的东西。一根神经纤维正在“说话”。它的词汇贫乏得惊人。每一次脉冲几乎都是相似的事件。强烈的世界并不会让一个脉冲变成更大的脉冲;它更多地让脉冲来得更频繁,让更多纤维加入。

“那疼痛、声音和光,最后用的是同一种电语言吗?”我问。 Adrian想了想。

“至少神经冲动本身没有你想象的那么花哨。”他说。 我看着那一串几乎同样高的脉冲,第一次感到“编码”这个词真正变得必要。如果每一次动作电位在形式上如此相似,那么感觉的区别就不可能简单藏在单个脉冲的形状里。差别必须出现在放电频率、时间模式、被激活的纤维种类,以及这些纤维最后通向哪里。后来几十年,神经科学会不断把这个问题推向更复杂的层面:群体编码、时间编码、感受野、神经振荡、网络状态。可它们都建立在一个朴素得惊人的事实之上——神经元并不是用无限多种不同形状的信号说话。大脑的丰富,很大程度上来自有限信号的组合。我把那串脉冲又听了一遍,试着从几乎相同的声音里分辨刺激已经变了多少。

红色、疼痛、触摸、饥饿、恐惧、一个人的脸、一段旋律,最终都要被神经系统转换成某种有限的电活动模式。复杂性并不一定藏在每一个信号内部,而可能来自哪些细胞在什么时候放电、它们连接到哪里、又如何与其他细胞共同活动。这让我想起Sherrington的话:重要的不是“有连接”,而是连接之后发生什么。Cajal先把连续的森林拆成一个个细胞。Sherrington把这些细胞重新组织成会整合的系统。Adrian则第一次让我们听见系统中最小的电语言之一。三个人的工作像在完成同一件事,只是尺度不同。

时间再次向前跳时,实验室里的啪嗒声换成了管弦乐的回响。1932年12月10日,我站在斯德哥尔摩音乐厅里,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见过一次这种仪式。二十六年前,Golgi和Cajal因为神经系统的结构共同领奖;这一次,七十五岁的Sherrington和四十三岁的Adrian因为“关于神经元功能的发现”各得一半。结构之后是功能——诺贝尔奖的两次共同授奖,像无意间替神经科学画出了前后相接的两页。[2.5]

Sherrington穿着礼服,看起来比实验室里更瘦,也更老,但神情仍然从容。Adrian年轻得多,站在他旁边时甚至让人产生一种“老师与下一代”的视觉错觉。国王递过证书和奖章时,我想起两个人不同的工作台:一个用反射和抑制拆解神经系统如何协调,一个用放大器和单纤维记录把神经冲动从噪声里剥出来。他们并不是在同一个实验里得到同一个答案,却在同一个问题上从两端合拢——神经元不只是形态单位,它还是会被激活、会被抑制、会发送脉冲、会参与整合的功能单位。

那晚的宴会仍在Grand Hôtel的镜厅举行——再过两年,诺贝尔宴会才会固定迁往市政厅。Sherrington在答谢时专门提到Adrian,并以一种几乎像实验室玩笑的方式赞叹那些被放大的微小神经电活动:借助这样的仪器,仿佛连金鱼“在想什么”都能听见。整个大厅笑了起来。我也笑了,却忽然想起几年前那个几乎听不见的啪声。一个研究领域真正成熟的标志,也许就是某个曾经只有少数人能从噪声中辨认的现象,终于可以在一间盛大宴会里被拿来开玩笑。

史料插页|1932年Sherrington与Adrian共同获奖:从神经系统整合到单纤维脉冲记录(点击放大)
史料插页|1932年Sherrington与Adrian共同获奖:从神经系统整合到单纤维脉冲记录。

12月12日,两人的诺奖演讲把这种差异表现得更清楚。Sherrington讲的是抑制如何成为协调机制——神经系统必须靠“让某些事情不发生”才能组织完整动作;Adrian讲的是神经纤维的活动——感觉器官怎样把环境变化变成沿纤维传送的信号。我坐在听众席里,第一次清楚看到科学传承并不是师徒名单,而是问题的接力。Cajal问:细胞彼此独立吗?Sherrington问:独立细胞如何形成整体?Adrian问:一个细胞到底怎样发出可测量的消息?问题越来越小,解释的世界却越来越大。

我一直到这时才真正理解为什么科学史不应该被写成一串互不相干的人名。一个发现之所以重要,往往不是因为它结束了问题,而是因为它把下一个问题变得可以被问出来。如果神经元是独立的,便要问它们怎样连接。如果连接能够整合信息,便要问信息是什么。如果信息表现为一次次电冲动,下一步就必须问:这股电究竟从哪里来?我在实验室里问Adrian:“你现在能记录它,那你知道这个脉冲为什么会产生吗?”他沉默了几秒。

“我们知道它经过神经。”他说,“知道什么时候出现,怎样随刺激变化。至于它在膜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停下来,看了一眼那些记录装置。

“还没有。” 我竟然有一点高兴。不是因为他不知道。而是因为我终于开始习惯科学真正的样子:每一个清楚的答案旁边,都站着一个更清楚的问题。扬声器里又响了一声。啪。我看着那条刚刚出现的脉冲,想起未来课本里那幅熟悉到令人麻木的动作电位曲线。上升、峰值、下降、复极化。钠,钾,膜电位。在我的时代,它是一张考试前十分钟都能背下来的图。可在1920年代,它还是一道门。而打开那道门的人,并不在Cambridge。答案正在海边等待。更准确地说,答案藏在一种巨大得有些荒谬的神经纤维里。它属于乌贼。

从斯德哥尔摩回到实验室仿佛只用了一个眨眼。我把手放在扬声器旁,听着短促的点击声,忽然觉得诺贝尔奖其实离实验室很远。奖章属于1932年,改变知识的时刻却散落在此前漫长的年月里:糟糕的记录被丢掉,某根纤维终于被分离出来,某个脉冲第一次稳定出现,某个人因此多问了一句“为什么”。历史喜欢用年份把一切压成节点,实验却从来不是按年份发生的。

史实与创作说明

Sherrington在1906年的《The Integrative Action of the Nervous System》中系统讨论反射、兴奋、抑制和神经整合,并推动“synapse”成为描述神经元间功能连接的核心概念。Adrian在1920年代通过改进放大与单纤维记录技术,将感觉刺激与离散神经冲动联系起来;1932年Sherrington与Adrian因关于神经元功能的研究共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本章的学习线索是“先把整体拆到可测,再把局部放回整体”。Sherrington用反射与抑制理解协调,Adrian则通过接近单根神经纤维的记录把“神经兴奋”变成可以计数的脉冲。对今天的组学和脑影像研究同样重要:如果测量单元本身不清楚,再复杂的模型也只是在放大含混。

本章参考文献

  1. [2.1] Sherrington CS. The Integrative Action of the Nervous System.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06.
  2. [2.2] Adrian ED. The impulses produced by sensory nerve endings. Part I. J Physiol. 1926;61(1):49–72. DOI: 10.1113/jphysiol.1926.sp002273.
  3. [2.3] Adrian ED, Zotterman Y. The impulses produced by sensory nerve-endings. Part II: The response of a single end-organ. J Physiol. 1926;61(2):151–171. DOI: 10.1113/jphysiol.1926.sp002281.
  4. [2.4] Adrian ED, Zotterman Y. The impulses produced by sensory nerve endings. Part III: Impulses set up by touch and pressure. J Physiol. 1926;61(4):465–483. DOI: 10.1113/jphysiol.1926.sp002308.
  5. [2.5] Nobel Prize. The Nobel Prize in Physiology or Medicine 1932: Charles Scott Sherrington and Edgar Douglas Adrian.
  6. [2.6] Adrian ED. Nobel Lecture, 12 December 1932; Sherrington CS. Nobel Lecture, 12 December 19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