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口辣菜很久没有放过我。我已经离开了桌子,它还留在口腔里,像一个没有听见散场的人。等我终于觉得好一点,眼前的餐厅也变了。窗外有一段起伏的街道,远处的光被雾压低。有人把一盒食物推到旁边,说别放在记录纸上。
我面前的人叫大卫·朱利叶斯。九十年代的旧金山,他正在把一个许多人吃饭时会遇到的问题,变成可以从细胞和分子层面回答的研究:辣椒中的活性成分,究竟怎样使感觉神经产生反应?他后来关于温度感受的工作,就从这类看似日常的刺激进入身体。[11.1,11.13]
“它明明已经凉了。”我说。
他看了看食物,问我是想讨论午饭,还是讨论研究。我说,两件事好像撞在一起了。他笑了,随即把纸移得更远一点。那笑容没有把问题带走。一个并不热的分子刺激,为何能引出灼热般的感觉,确实是身体给人的一个可以利用的矛盾。
我原先以为,研究疼痛的人一定有一种沉重的神情。朱利叶斯并不符合这种想象。他谈问题时很快,也愿意从植物、天然物质和日常经验绕进去。实验桌上的材料却不因为来源熟悉而变得容易。他要找的不是一句“辣椒刺激神经”,而是细胞究竟凭借什么,对这种刺激作出反应。
他把我带到另一张桌前,那里有人正在看记录。迈克尔·卡特里纳抬头打了个招呼,又回去检查结果。后来我见到的1997年论文,第一作者就是他,后面还有舒马赫、富永等人的名字。我在本子上先记下了眼前人的姓名,没有急着翻看后来那张领奖合影。[11.1]
细胞会响应,未必说明人已经知道它凭借哪一种分子响应。感觉神经中有许多不同的蛋白,若把每一种都先叫作候选,名单可以长得令人不想开始。研究者采用的策略,是让原本不以这种方式响应辣椒素的细胞获得来自感觉神经的遗传信息,再追踪到底哪一份信息使反应出现。[11.1]
我喜欢这类策略,觉得它比盯着一串相关基因排序更直接。朱利叶斯却问我,万一没有反应,打算怎么办。我说,就排除那个候选。他摇了摇头,指向培养装置。原本没有响应,可能因为候选不对;也可能因为没有正确表达,或者需要的条件缺了一项。阴性结果并不会主动写出自己的原因。
这让我想起视觉实验里的沉默。此前,休伯尔和威泽尔需要分清楚,细胞不响到底因为装置坏了,还是刺激问错了。在这里,问题换成了分子,困难仍有些相像。一个寻找答案的系统,必须先被证明还有能力回答,否则漫长的筛选也可能只是反复收集同一种沉默。
筛选没有谁替人画好的寻宝图。大批材料要先被分组,出现响应的组再继续拆开,一次又一次,直到那点变化能够与更明确的候选联系起来。等待结果时,我常盯着最有希望的一项,等得久了,甚至觉得自己已经记住了它应当出现的样子。
一次结果出现以后,我下意识把响应较明显的部分圈起来。卡特里纳看见,先问旁边那个对照如何。我把纸往他那边推,说那边没什么。他没有让“没什么”过去,仍然回看了条件。我有些惭愧,也有点厌烦。每次眼看要到激动的地方,总有人把我拉回一个不起眼的角落。
直到我自己帮着整理过几批结果,才渐渐知道,那个角落常常决定正中央的结果是否还能成立。基因送进去了没有,细胞是否仍然健康,换一个条件会不会自行出现类似信号,空白又是否真的空白。把这些问题都移进补充材料,并不等于发现时可以不经过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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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状图是表达克隆筛选的逻辑示意,所画分组数为教学选择,不是1997年实验的真实文库规模或筛选路线。阳性分支仍需表达、重复和特异性等检查。参见[11.1]。最终被识别出的通道,在当时被称作VR1,后来纳入TRP家族的命名,称为TRPV1。把相应基因放进合适的表达系统,就能赋予细胞对辣椒素的反应。更引人注意的是,它还对热作出响应。辣椒素没有把培养皿真的烧热,却使同一类分子入口参与了两种看起来不同的刺激。[11.1]
我忍不住说,原来辣椒骗了身体。朱利叶斯看着我,问,分子哪里骗了我们。我愣了一下。他没有接着谈哲学,只把两种刺激条件放在一起。对通道来说,化学刺激和温度可以是不同的开启条件;“被骗”是人从日常感觉出发作的解释,不是分子必须接受的描述。
我把那句话收了回去。原先我以为研究终于给了我一句通俗的答案,现在却不得不多写几个字。辣椒引起的灼热感,并不是凭空出现的想象;但也不能说口腔里的物理温度因此已经等同于接触了一个烫东西。身体中有一部分信号过程相通,外部事件却仍然不同。
后来关于克隆受体的研究进一步显示,它能整合不止一种与伤害相关的刺激,反应还受环境条件影响。实验中常提及的温度响应范围,不是一条可以拿来指导所有人的绝对安全线。组织状态、化学环境、刺激方式以及更完整的神经系统,都会使现实情况比一条图线复杂。[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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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性曲线示意某些环境条件下温度相关通道活动的变化。温度轴不作真实标定,没有临床安全阈值含义,亦不是TRPV1实验拟合;化学环境等因素可改变反应。参见[11.1–11.2]。我曾想把这条曲线画成一个干净的门槛,左边安全,右边疼痛。铅笔停在纸上时,忽然觉得不对。曲线描述的是在特定条件下测到的通道活动,不是一个人的全部感受,更不是一种临床判断。我把“疼痛”两个字移到纸边,留了空白,没有再让它与电流曲线重合。
卡特里纳看过那张纸,问我为什么不写了。我说,前面还隔着神经元、通路和人。他点头,接着看实验。这个回答没有使我们离通道更远,反而使我知道,眼前这件事到底完成到了哪里。
有了“放进去会出现”的证据,还会自然地想知道,“去掉以后会怎样”。2000年发表的缺失该受体的小鼠研究,提供了另一类证据:动物对辣椒素以及某些热和炎症相关刺激的反应改变,但不能据此说所有伤害感受都被取消。机械性刺激等方面仍需分别观察。[11.3]
我以前很喜欢敲除这个词。它听上去干脆,像把问题中多余的一件东西拿掉,答案就会留在桌上。真正读数据时才发现,一个基因被去除,并不保证动物只少了我想研究的那一个功能。系统可能有补偿,发育过程可能已改变,行为读数也受运动和状态影响。实验需要被一层一层地解释,不能因为干预明确,就把解释也认作明确。
朱利叶斯问我,细胞里加上一个基因后出现电流,是否意味着我们让细胞感到了痛。我摇头。他又问,动物缩足是否就完整等同于人报告的疼痛。我没有立刻答。前面的反射实验在这一刻回来找我。身体可以对伤害作出反应,而对主观疼痛的理解,不能只用一个反射动作替代。
那天下班很晚。出门时,我碰到一扇还没完全停下的门,手指夹了一下。我缩手,皱眉,然后才低头看。那几个动作连在一起,太快,以至于我无法把每一步分清。我当然痛,却不能把这种亲身感受倒过来,当作所有实验读数都等于疼痛的证明。
同伴问我要不要紧。我说没事。他没有拿出任何电流图,只等我把手松开。这使我想起布罗卡病房里的人。科学可以拆开一个过程,却不能把一个人只当作拆开后的剩余部分。研究里的谨慎和人与人之间的关切,有时要在同一个房间里同时存在。
冷又从另一个方向把问题推进。薄荷能使人觉得凉,却不是因此把皮肤真的冻到同样程度。2002年,朱利叶斯团队与帕塔普蒂安团队分别报道了对冷与薄荷醇敏感的相关TRP通道工作。德里克·麦凯米等人,以及阿里·派尔等人,是这些研究中具体做事的名字。冷、热、化学物质,开始沿着可以辨认的分子路径被分开研究,而不是统统塞进“感觉”这个词。[11.4,11.5]
我在地图上标出另一间实验室的位置。那里的人也在问身体怎样知道世界发生了变化,不过他的下一道问题,会从温度走向一件更难逃开的日常事情:碰一下。
到斯克里普斯时,我先碰到的是门把手。我把门推开,一个男人抬头叫我稍等,他正在看一份记录。我便扶着门等。过了一会儿,他看向我的手,说门会自己关,不用一直替它撑着。我松手,那点维持姿势的用力随之消失。这样普通的一个变化,就是他实验室里长期追问的事情之一。
阿德姆·帕塔普蒂安的自述中写到,他在黎巴嫩长大,1986年前往美国,随后走上新的学习和研究道路。这些事实可以被年表清楚排列,却不该由我替他补成未经记录的内心独白。在我这段虚构的相逢里,他首先是眼前这个人:讲话并不急,愿意让一页不理想的结果在桌上多停一会儿。[11.14]
我带来的问题很简单:压力怎样成为神经信号?前面已经知道离子通道可以受电压、化学物质和温度影响,机械力似乎只需要加在名单最后。但说“还有机械力”,没有告诉我们,哪一种分子真的承担了这件事。
在这里,我认识了贝特朗·科斯特。他把注意力留在记录系统和细胞上。要筛候选基因,首先得有一种能稳定报告机械刺激的细胞模型;否则每次看不见电流,都无法知道该怪候选还是怪实验条件。团队选择了具有合适机械响应的细胞系统,再以一系列候选逐步追踪。这条研究路线中,七十二个候选的筛查成为后来常被提及的细节。[11.6,11.12]
七十二这个数字在故事里很好用。它可以被写成七十二次失败,最后一次成功,也可以被写成连续七十二个不睡觉的夜晚。但坐在科斯特旁边,我知道数字不应该替人虚构日历。每个候选可能需要重复和检查,一次异常也未必立即构成发现。它们不是排成一行、轮流说一个“不”就退场的人。
有一次我看见响应变小,几乎立刻想把它归到候选基因的作用。科斯特却先回到细胞的状况和记录条件。那天我有些急,忍不住问,为什么每次有变化都先不相信。他没有说不相信,只让我把别的解释也写下来。纸上多出来的几行,使原先那点兴奋失去了独占桌面的权利。
我写:细胞状态不好,刺激没有一致,记录失稳,处理影响了别的过程。写到最后才是:候选确实参与机械反应。它仍在名单上,并没有被怀疑赶走,只是不再享有优先被相信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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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响应例子对照正常模型、功能损失、异源空白和异源表达;不同背景必须各自设置对照。图无真实样本、统计检验或效应量含义,单凭这种模式也不能证明候选就是成孔蛋白。参见[11.6–11.7]。他们最后找到了后来被命名为Piezo的关键分子。2010年的论文将Piezo1和Piezo2称作不同机械激活阳离子通道的必要组分。这个称呼很重要。抑制一个基因使响应减弱,增加表达使某种响应出现,已经能形成强证据,却还需要进一步区分:它是否直接构成通道,还是通过别的环节使通道工作。[11.6]
直到2012年的进一步研究,关于Piezo蛋白作为成孔亚基的证据才更完整地摆出来。若把2010年的故事写成从此一切都已确定,后面那篇论文就仿佛只是重复领奖前的结论。我翻看两篇题目,发现词语变动很少,背后却是新的实验承担了更强的命题。[11.7]
帕塔普蒂安把两份材料放在一起时,我想起巴克论文里的“可能”。那些谨慎的字眼并不是为了让句子显得谦虚。它们标出一个人愿意让证据承担多大重量。后来的人知道结局,很容易替前面的人提前宣布;可那样一来,研究真正艰难的部分就被删掉了。
我问,是不是现在可以说找到了触觉。他摇头,提醒我Piezo1与Piezo2并不是一回事,不同组织、不同功能还要继续分辨。一个名称里装了两种分子,并不意味着它们在身体里可以互相替代。至于触觉,也远比培养细胞里某一条机械电流更大。
午后我们下楼买吃的。我拎起纸袋时才注意到,手指一直在细小地调整力度。抓得太松会掉,太紧会把里面的东西挤坏。我没有逐次命令手指,身体却已经在做这项工作。研究没有给我增加一种新感觉,只使我开始察觉原先从不需要留意的过程。
接下来的年份里,Piezo2的作用被放进越来越具体的生理情境。2014年关于小鼠触觉的研究,2015年关于本体感觉的研究,使机械感受不再只是一条细胞电流。尤其是后者,迫使我认真对待一个很久被自己忽略的问题:眼睛闭上以后,我为什么仍然知道手在哪里?[11.8,11.9]
我闭眼,把手抬起来。我没有看见它,仍然大致知道肘部怎样弯曲,指尖在哪边。过去说到感觉,我总先列视觉、听觉、嗅觉,然后匆匆把触觉放在最后。至于肌肉、关节和身体姿势的信息,仿佛只是一套应该自动工作的后台,不值得像音乐或颜色那样被认真描写。
帕塔普蒂安等人的工作使这套后台露出了一部分。身体需要不断取得与牵拉、运动和接触有关的信息,才能维持动作与姿势。这里不是一个受体替整个大脑完成定位,而是某些关键的机械感受环节为更大的整合过程提供输入。少了它们,平常不费心的动作可能变得十分困难。[11.9]
后来我读到切斯勒及同事2016年关于两名携带PIEZO2相关变异者的研究。文中的检测显示,触觉和身体位置感受到明显影响,而不同类型的机械性和伤害性刺激并不是整齐地一起消失。这个结果需要按测试内容分别理解,不能简化成“她们没有感觉”。[11.10]
我没有去替这两个人编一段痛苦的独白。论文让我们知道某些测量,不使我们拥有她们全部生活。只是在读到身体位置感的困难时,我又把眼睛闭上,试着慢慢移动手指。过去我只在动作出错时注意身体,现在才知道,动作没错的那些时刻,已经有很多信息在默默抵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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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阵中的勾号表示该类研究通常能够直接测得的对象,横线表示不能仅凭该层测量直接得到;它不是各研究方法能力的穷尽分类。通道电流、行为与人的报告相关,但不能直接等同。参见[11.1、11.3、11.6–11.10]。我后来又去看了那张实验记录。细胞电流能够回答某种机械转导是否发生;动物实验把问题推向功能;人的研究又提供与生活能力相连的证据。它们之间有联系,却不是用后面的一项盖章,前面的所有解释就都自动正确。每换一个尺度,都要重新交代输入是什么、结果是什么、还可能有哪些别的原因。
我在脑影像里做过许多跨尺度关联。基因、受体、区域、网络、症状,有时被我连成很长的一串,写到最后,甚至觉得箭头多了就更像机制。此刻回看,那些箭头里有多少只是相关,我心里比以前清楚了一点。我没有因此觉得自己的数据没用,却不愿再让一条统计联系冒充已经走通的生理道路。
身体的位置感还让我想到另一件事。此前,我总问世界怎样进入大脑,仿佛大脑独自坐在一间屋里,等外面的东西送信。可手臂的位置、肌肉的牵拉、杯子的重量,都在提醒我,那间屋不是悬空的。它本来就有一个身体,需要站稳,需要行动,也会疲倦。
2021年的颁奖与我以前见过的场面不同。我原本准备在脑中寻找斯德哥尔摩的冬天,等景象清楚起来,才发现自己站在加利福尼亚。因为疫情,这一届获奖者并不是全都聚在惯常的现场领受奖章。十二月八日,朱利叶斯和帕塔普蒂安在尔湾的仪式中接受了奖章与证书。[11.15]
这使时间忽然有了一个离我很近的边沿。前面的战争、迁徙和实验室变动,常常隔着历史的距离;疫情却是我能在自己生活里找到位置的事情。会议改成屏幕里的方格,计划一再调整,人要先确认彼此是否平安,再讨论本来应该完成的工作。
仪式没有因为规模和地点变化而失去意义。一个问题从辣椒的灼热感走到离子通道,另一个从细胞对压力的响应走向触觉和身体位置。2021年的生理学或医学奖把温度与触觉感受器的发现放在一起,交给了两位研究者。获奖理由清楚,却没有宣告温度、痛觉、触觉和自我已经成为同一个被完全解释的东西。[11.11]
我看见他们站在那里,想到的却是卡特里纳盯着对照的那张脸,是科斯特把可能的替代解释一项项留在纸上的下午。讲一个发现时,只写后来获奖的人,当然比较省事;但那样的实验室不像我待过的实验室。真正的房间有其他椅子,有人提前来,有人最后关灯,有人把关键结果写在一页此后会被引用很多次的纸上。
帕塔普蒂安的经历还使我想到,人可以从一个地方来到另一个地方,在陌生环境里重新学习如何生活,问题也会随着人穿过边界。可我不想用一枚奖章把这段经历轻易解释成一切苦难最终都有回报。没有获奖的生活同样需要过下去,而科学的价值也不能只由斯德哥尔摩替所有人结算。[11.14]
仪式以后,我去洗手。水从指间流过去,我能觉察凉意和压力,也知道手没有离开身体。镜子里的脸仍然疲倦,看上去不像一个已经拜访许多获奖者的人。我用纸擦干手,忽然发现,自己不再急着在每一趟旅行结束时找一句能写进序言的话。
有些变化已经发生在更小的地方。我会在一张漂亮图出现时问它怎样得到,会把“无响应”和“不能响应”分开,会在论文标题里认真看一个“可能”。我也会在想起一位科学家的时候,记起与他一起工作的人,而不只记起奖项的年份。
从洗手间出来,我掏出手机。屏幕亮了一下,像在犹豫应该属于哪个年代。通讯录还在,家里的号码也还在。我按下去,没有立刻把它放回口袋。那边先是空着,随后传来一个很轻的声音。我不敢确认是不是接通,只说了一声“喂”。
“吃饭了吗?”
我不知道这句话究竟穿过了多少年的线路。它很普通,普通到母亲过去每次问,我总觉得没有必要。我站在走廊里,握着手机,先说吃了,又改口说还没有好好吃。她问怎么回事,我说最近在外面。我没有试着解释那个外面有多远。
电话很快断了。我看着恢复安静的屏幕,没有再拨。日期仍停在离开实验室的那一天,刚才的通话却没有留在记录里。我把她问过的话写进本子,旁边空着日期。手心贴着手机,温度一点点升起来。现在我知道一些分子怎样参与温热的感受,知道手指如何取得压力信息,也知道声音怎样使耳蜗振动。这些知识没有把刚才那句话弄得更小。它仍然使我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好好吃一顿饭。
桌上有一杯水。我伸手去拿,忽然停了一下。前面走过的路,已经能帮助我解释杯沿的凉、重量和手臂的位置;却还不能仅凭这些,解释为什么是现在伸手,为什么想喝,为什么在一句问候以后,比几分钟前更想照顾自己。
杯子一直在那里。改变的是我。
我把它拿起来,喝了一口,在笔记本的下一页写下一个新的问题。写完以后,我没有急着翻过去。窗外有人说话,远处有车经过,身体在安静地维持姿势。它已经把许多事情告诉了我,接下来要问的,是这些消息怎样变成一次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