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医生的双手
1847年,维也纳
安娜在医院里干的第一件事,是把一只满是血水的木桶搬到院子里。那年她十九岁,刚从乡下来到维也纳,既没有见过这样大的医院,也不知道一座房子里可以同时有这么多人生产和死去。负责带她的女人指着水池,告诉她用完的布要分开,不许把清洁的床单同病人的衣物堆在一起。安娜记住了前半句,后半句却因为走廊里有人喊她的名字而没有听清。等她跑回去,那女人已经拿着钥匙走远了,地上只剩一桶需要倒掉的水。此后许多年,她每次经过那间小院,总会想起自己初来时那股夹杂着皂角、潮湿衣物和炉烟的气味。
六年过去,安娜已经能够不看钟表便知道一昼夜过去了多少时辰。清晨送进来的产妇往往先是坐在长凳上休息,等到夜里,走廊就会被呻吟声填满。第二天太阳升起来,有人抱着孩子离开,有人仍躺在原处,额头热得厉害,连照看自己的母亲或丈夫是谁都认不出来。安娜不负责诊断,她的工作是换床单、送热水、清洗用具,医生需要时再帮忙扶住病人的肩膀。她认识许多女人,可认识得很短。有时名字还没记牢,床就空了。医院里的床板不会因为谁曾在上面受过苦而换一块新的,清洗过后便等着下一个人。
维也纳总医院的产科设有两所诊所。第一诊所主要承担医生和医学生的临床教学,第二诊所主要用于助产士的训练。安娜在第一诊所做杂务,隔壁的玛丽亚在第二诊所工作,她们住处相近,偶尔一同下班。两个女人都很少谈论医学理论,却都知道一个谁也没法否认的现象:第一诊所里的产妇死得更多。有些孕妇听说自己在轮到第一诊所收治的日子来到医院,会在门外哭着请求改去另一个病区。安娜见过一位临产的女人坐在台阶上,紧紧抱着包袱,说宁愿到街上生产也不肯进去。后来有人把她扶走,安娜再也没有见过她。
安娜不喜欢和玛丽亚谈这些事。玛丽亚有丈夫和两个孩子,在另一所诊所学到的东西很多,常常说起一位产妇怎样转危为安;安娜却觉得,只要自己一开口,就会把令人难受的事情全倒到饭桌上。两个人吃东西时,她总挑些别的话题,比如附近集市的土豆又涨了多少钱、谁家的房租再拖半个月便要被赶出去。玛丽亚知道她心里装着事,有时劝她离开医院,找一家富裕人家做女仆。安娜说自己在这里已经做熟了,换个地方连门往哪边开都不知道,况且家乡的弟妹每月都等着她寄钱。玛丽亚也就不再劝,只在天气好时多带一块面包给她。
安娜仍然记得自己第一年在病房里犯过的一个错误。那时一位即将出院的女人把借来的羊毛披肩忘在床脚,安娜以为是没有人要的旧物,便收进待洗的衣服里。第二天女人的丈夫回来寻找,说那披肩是孩子的祖母留下的,若是丢了,妻子一定会伤心。安娜和另一个女工翻了半间洗衣房,终于从一堆床单下面找到。男人道了谢,还塞给她半块面包。自那以后,她凡是清理床位,总要先问上一句东西有没有主人。旁人笑她麻烦,她也不争,只是把别人的手帕、梳子和缝衣针另外放好,等有人来认领。
四月末,一位名叫伊娃的年轻女人住进第一诊所。她丈夫卡尔是印刷工,家里租住在城北一间小屋,日子过得紧紧巴巴。伊娃随身带着一块已经洗得发白的方巾,四角缝着不同颜色的线,说是母亲留下的东西,孩子生下以后正好用来裹住头。安娜替她放好包袱,发现方巾边上还缝着一个小小的口袋,里面藏着两枚银币。伊娃有些不好意思,说丈夫总怕医院里要临时缴钱,便让她把银币缝在布里,免得睡着时被人拿走。
孩子出生时没有遇上大麻烦,是个女孩,哭声很响。卡尔听到消息,送来一小包糖,拜托安娜转交给妻子。伊娃那天晚些时候精神很好,靠在床头问安娜,出院时能不能把孩子抱到院子里晒一会儿太阳;她说家中的窗户太小,整天照不进多少光,孩子若像她小时候那样瘦弱,母亲肯定要责备自己没有照料好。安娜笑着答应,还替她把那块方巾摊平,找到先前缝着银币的地方。伊娃告诉她,等回了家,就用那笔钱给丈夫买一双新袜子,因为他的脚趾总把旧袜子顶出洞来。
第三天,伊娃开始发热。最初她只是说冷,盖了两条毯子仍然发抖。到了傍晚,下腹越来越痛,床单很快被汗浸湿。医生来过几次,安娜按照吩咐送水、换布,并且替她擦去脸上的汗。伊娃刚开始还能清楚地说话,后来连孩子在哪里都问了许多遍。安娜抱着小女孩走到床边,伊娃试着抬手,却没能握住孩子的手指。天亮时,她已经很虚弱,眼睛半睁着,像是正在听一阵很远的声音。卡尔在门外等了很久,医院里没有人能给他一个让他满意的答复。
伊娃病重的第二个夜晚,安娜被派去另一端取药,回来时发现新来的助手正在把几张床上的用具混在一只篮子里。她不懂得其中是否真有危险,只觉得这样一来,已经清洗和还没清洗的东西便难以区分,于是把篮子重新拿出来,一件件辨认。助手嫌她耽误时间,说屋里病人那么多,谁还有工夫管每条布原来放在哪张床上。安娜没有回嘴。等事情做完,窗外已经蒙蒙亮,伊娃的病情却比夜里更糟。她站在床脚,看见卡尔送来的糖还包在纸里,放在最上层柜子上,一颗也没有少。
伊娃死后,安娜把方巾洗净晾好,又把那两枚银币从小口袋里取出来,连同布一起交还给卡尔。他接过东西,先是问孩子是不是还在,然后把方巾反复折了两遍,像要把它折成一个放得进口袋的小方块。安娜告诉他女婴由人照料,等安排好便会让他见。卡尔低着头,说妻子前两天还让自己买袜子,如今他连今天该往哪里去都不知道。安娜本想说些什么,最后只替他把滑下肩头的外套拉好。那天以后,她每次打开存放干净布巾的柜子,都觉得里面留着一点洗不掉的苦味。
新来的塞麦尔维斯医生近来经常翻看两个病区的记录。他原本也是做诊疗工作的人,却把许多时间花在过去几年的死亡数目上。安娜见过他拿着纸从一间办公室走向另一间办公室,眉头拧得很紧,有时连别人叫他也要过一会儿才听见。医生们谈论各种可能的病因,拥挤的病房、空气、天气、产妇自身的状况,以及令人心烦的恐惧,都有人拿出来解释。安娜没有能力判断谁说得对,她只是觉得这些说法每天都能听到,而床上的女人仍然不断发热。有人把病人的死亡归咎于体弱,有人说她们产前已经有病,却没有人能够解释为什么隔壁诊所的情况明显不同。
不久后,医院里传出一位在解剖工作中受伤的医生死去的消息。塞麦尔维斯格外关注这件事,随后提出了一种使不少同事不快的解释:那些从尸体解剖场所进入产房的人,手上可能携带着某种有害物质,并在检查产妇时将它带进她们的身体。安娜听到这段话时正在刷一只铜盆,刷子上的毛已经磨秃,她抬起头看了看自己的手。她每天洗手许多次,洗完以后又会碰到床栏、布巾、门把和病人的衣物。若是人的手也能够带来疾病,那许多平日里很自然的动作,岂不是都变得可怕了?
医院里并不缺勤劳的人,缺的是愿意承认旧办法可能有问题的人。安娜见过一位资深医生在病房里站了一个上午,连坐下喝水的时间都没有,也见过年轻的医学生为了不伤到产妇而反复练习检查动作。她不能把病人的死亡轻易归罪于任何一个人。更何况她自己的手也可能接触过不干净的器具,她想到这里,便觉得后背发冷。可这种恐惧没有给她一个可以依靠的办法:她不可能因此拒绝进入病房,也不能让临产的女人自己搬水、洗床单。她只好把听得懂的规定记下来,再向能够解释的人多问几句。
五月下旬,第一诊所的医生和医学生被要求在接触产妇前用含氯石灰的溶液清洁双手。那溶液有一股难闻的刺激性气味,安娜负责准备水盆,看着一个又一个年轻学生把手浸进去。有的人认真搓洗指缝和指甲周围,有的人只把手随便沾湿便想走开。安娜起初不敢阻拦,直到一位年纪较大的助理提醒她,凡是没有按要求洗手的人都得重新洗,她才试着开口。第一次拦住一位医学生时,对方生气地问她凭什么发号施令。安娜涨红了脸,说这不是自己的要求。年轻人看了一眼旁边的医生,最后还是返回水盆,重新洗了一遍。
医院里的争论并没有因此停止。有的医生认为这种做法缺乏足够解释,也有人难以接受自己过去的诊疗活动可能给病人带来伤害。一个在医院工作多年的男人对安娜抱怨,说按这样的道理,往后医生每碰一样东西都得洗手,难道还要把墙壁和桌子也用药液擦一遍。安娜并不喜欢与他争吵,只照要求重新配好清洁用的溶液。她知道自己没有资格评判医生之间的争论,却记得伊娃死后,卡尔把那块方巾折了又折的模样。即使某种新做法只有一点帮助,她也不愿自己因为嫌麻烦而把它省掉。
六月的病房没有突然安静下来。每天仍有女人在疼痛中分娩,仍有婴儿哭闹,也仍有人在生产后发烧。只是到了月底,安娜翻看收在办公室里的数字,发现死亡的数目比过去少了许多。她并不懂得怎样准确比较一年中不同月份的变化,也害怕自己高兴得太早,便把这件事告诉玛丽亚。玛丽亚说第二诊所也并非从来不死人,许多事情需要继续看下去,不能因为一个月的结果便说疾病已经消失。安娜觉得她说得有理,却还是在走廊里多站了一会儿,听见屋里一个刚出生的孩子正在哭,哭声响得像要把窗玻璃震下来。
为了让新的规定落实,安娜常要提前准备更多的清水和容器,还得记住哪只盆用于手部清洁,哪只留给其他工作。最忙的时候,医生一拨接着一拨,水面很快浮起细小的灰屑,旧毛巾也来不及换。安娜去找负责管理用品的人,提出水和清洁材料需要更及时地补充。对方先问她是不是把东西浪费了,听完解释,才答应让洗衣房再送一些来。安娜在医院干了这些年,早已知道一条新规矩写在纸上容易,真正让几十个人每天照着做,却要许多不被写进医学书的小事情跟上。
七月里,一位来自城郊的产妇特蕾莎住进第一诊所。她二十七岁,已经有一个儿子,这次临产时一直担心丈夫独自在家照顾孩子会不会把炉火烧得太旺。特蕾莎的生产并不特别顺利,安娜陪她熬过了一个漫长的夜晚。孩子出生后,特蕾莎虚弱地睡了很久,醒来便问可否喝一口温水。安娜扶她坐起来,注意到她额头没有伊娃当时那种可怕的热度,却不敢由此断言她一定会恢复。她仍然按照每天的程序清洗器具、准备布巾,并提醒进门检查的学生完成洗手。
特蕾莎终于能够下床时,丈夫带着那个年长的孩子来接她。小男孩一看见母亲,便挣开父亲的手往前跑,跑到床前又停住,不敢相信怀里裹着的小东西是自己的妹妹。特蕾莎坐在床边,问安娜能不能帮她把鞋带系紧些。安娜俯下身,看见那双鞋的鞋底磨得很薄,鞋面上还补着一块深色皮革。她替特蕾莎系好鞋,又把母亲抱着婴儿走下台阶的动作记在心里。医院的大门每天都有人进出,但她已经有一阵子没有认真看过一个女人走出去的背影。
到了秋天,仍有新的发热和死亡报告,使医院里的争论重新出现。安娜听见几位医生讨论进一步改进病房中不同患者之间的清洁程序,才知道最初关于尸体物质的解释可能并不足以涵盖所有情形。她对此没有感到过分意外。对她来说,生活本来就很少照着一张解释得完完整整的纸来进行,伊娃的死亡与特蕾莎的康复也不可能仅凭自己的记忆便成为充分的证明。她只是更谨慎地检查水盆里的液体,留意来往人员是否按要求完成清洁,并继续记录每个病床当天发生的事情。
冬天来时,玛丽亚的孩子染了风寒,她为此请了两天假。安娜替她跑腿送去一点面包,坐在床边陪那个小男孩玩了半个时辰。孩子问医院里是不是天天都有婴儿出生,安娜说差不多。孩子又问是不是每个孩子都有妈妈陪着回家,玛丽亚连忙把话岔开,叫他把喝过的水杯拿来。回去的路上,安娜发现自己并没有因为看见更多活着离开医院的女人,就把过去的面孔忘掉。她记得伊娃的方巾,也记得几个连名字都没来得及问清楚的产妇。她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遇见她们的家人,只盼下次有人来找回遗落的东西时,自己能把它们完整交还。
圣诞节前,卡尔带着女儿来过一次医院。他说孩子如今由自己的妹妹帮忙照料,长得很快,头发也比刚出生时浓密。安娜原以为他是来询问伊娃死前的情况,已经在心里准备好重新回答那几个让人难受的问题。谁知卡尔只递过一个用纸包着的小东西,说这是妻子原先放在床边的一枚针,后来在家里的衣袋里找到,他想问问医院有没有人需要。安娜说自己有针,叫他留着给孩子将来用。卡尔便又把纸包收起来,站了一会儿,向她道了谢,才抱着孩子离开。
那天晚些时候,安娜收拾洗手的器具,发现自己的手背因为反复接触清洁液变得粗糙,指节处有两道很浅的裂口。她在水龙头下慢慢冲洗,怕刺激得厉害,便把最疼的地方藏到掌心里。外面的天已经黑了,走廊另一头有人喊她送一张干净床单。安娜用布擦干手,把水盆重新推到门边,去柜子里找床单。她搬着那一摞干净的布走过长廊,听见远处有孩子在哭,接着又有一个女人笑了两声。那笑声很轻,转过墙角以后便听不见了。
真实历史与科学解读
1847年,塞麦尔维斯在维也纳总医院第一产科诊所推动使用含氯石灰溶液进行手部清洁,背景是第一诊所与第二诊所之间长期存在的产妇死亡率差异。该措施实施后死亡率显著下降,但并没有使所有产褥热病例立即消失;当时塞麦尔维斯并不具备后世成熟的细菌病原学知识。安娜、玛丽亚、伊娃、卡尔和特蕾莎均为虚构人物,患者经历及对话并非史实。正文对医院操作的描写是以19世纪产科史料为背景的文学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