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长霉的培养皿

埃伦到圣玛丽医院上班的第一天,就弄坏了一只玻璃量筒。那时她还没学会怎样把湿滑的器皿从架子上取下来,手指碰在瓶口,量筒滑进水池,裂成三截。管清洗间的沃尔什太太没有骂她,只弯下腰捡起碎玻璃,叫她以后先把手擦干。几周后,埃伦已经能在满是蒸汽的清洗间里把器皿分门别类,知道哪些玻璃可以重用,哪些沾过实验材料的东西应当按规矩处理。她做得最熟练的是贴标签,瓶口和瓶身大小不同,纸条要剪得合适,浆糊太多会把字浸花,太少又容易在搬动时脱落。她母亲从前替人洗衣,也常把客人的衣服一件件记下来。埃伦想,自己的工作至少比在冷水里搓床单轻松,只是这里的东西更易碎,也更容不得随便弄错。

她二十四岁,住在帕丁顿附近一幢房子的顶层。房东允许她使用厨房,但要和另外三户人家错开时间。妹妹诺拉住在城南,在一家百货店做售货员,每逢星期日便来找她吃饭。母亲去世后,两姐妹都没再回到小时候居住的街区,那里的房屋已经换了主人,邻居也散了。诺拉觉得姐姐在医院里工作很体面,逢人便说她是研究细菌的。埃伦纠正过许多次,自己只是实验室技术人员,既不看病,也不负责设计研究。诺拉不肯改口,说她总比每天替人找合适尺码的手套更懂得那些东西。埃伦并不觉得这是恭维。她知道自己的名字不会出现在大多数论文里,但如果培养器具准备得不对,下一天的实验就可能无法开始。

九月初的一个上午,她把清洗间里晾干的器皿送到楼上。走廊有些拥挤,两位医生站在窗边谈论病房的感染情况,推药车的护士让她先贴墙等一等。实验室里散着消毒剂和培养基混在一起的气味,靠门的桌上摞着一批待检查的培养皿。她把器皿放稳,正准备退出去,听见里面有人提到一只受了污染的平皿。平常有霉菌长出来,技术人员只会懊恼,因为这可能意味着整批培养材料要重新处理。今天的声音却没有那么沮丧。埃伦朝桌上望了一眼,见一只平皿里有一团颜色较深的霉菌,其周围空出一圈不太规整的区域,远处则散布着许多细小的细菌菌落。她没凑上前去,只记得那一圈空白很显眼,像油墨没有印匀的地方。

等她把东西搬完,沃尔什太太才告诉她,弗莱明医生近来注意到一只被霉菌污染的葡萄球菌培养皿,霉菌附近的细菌生长和别处很不一样,正打算进一步研究。埃伦对弗莱明并不陌生。他经常出入细菌学实验室,查阅培养记录时动作很快,有时会把待看的平皿堆得让旁人担心。埃伦先前见过不少这样的污染:有的培养物因为盖子没放稳而沾了杂菌,有的在转运中出了问题;它们给她带来的通常只是额外的清洗工作。想到这次被人认真留下的恰好也是一只受污染的平皿,她忍不住问,既然东西已经不干净,难道还能从中得到可靠结果。沃尔什太太说,她也不知道,既然医生们决定继续看,就先别把那一批东西送进清洗间。

中午,埃伦端着饭盒坐在窗边,吃妹妹头天送来的冷馅饼。她一边吃,一边回想那块空白。培养皿里长出了东西,反倒在某个地方显得干净了,实在有些奇怪。她先前总把霉菌和细菌混在一起理解,觉得无论哪一种多出来,都代表材料处理得不好。后来她才慢慢听懂,实验室里研究的微小生物并不是同一类东西,它们之间可能存在很不一样的关系。有人问她怎么忽然喜欢听研究人员说话,她说只想知道这次该把哪些器皿留下,免得明天又有人责怪她处理得太早。说完自己也笑了。她确实有这个顾虑,但也有别的原因。第一次看到那只平皿以后,她每次经过实验室,都会下意识地往靠窗的桌上看一眼。

几天后,研究开始出现更多需要清洗和准备的容器。霉菌被单独培养,培养液经过处理,再与不同细菌接触。埃伦并不能看懂每项试验的目的,只负责按照交到自己手上的清单准备器具。她发现实验记录中的词语发生了一点变化:之前人们谈的是污染,后来更多谈起抑制、生长和溶解。这里面有些差别,她必须问清楚才敢在标签上誊写。负责核对的一位助理有时嫌她问得太细,认为先把字照抄上去便好。埃伦却不愿如此。上个月有人把两个样品的日期写反,研究人员追查半天,最终还是从储存记录里才找出问题。她不愿意同样的错误再落到自己头上,更不愿意一项可能重要的观察因为一张纸条而变得说不清楚。

那年秋天,妹妹诺拉的生活并不顺利。百货店缩减了几个人的工时,她每周领到的钱少了一些,房东却没有打算降租。一个星期日,诺拉拎着半袋土豆来到埃伦住处,坐下后先哭了一场,随后又骂自己没出息,为这点事情就乱了阵脚。埃伦给她泡了茶,问要不要暂时搬来同住。诺拉摇头,说自己不想被姐姐养着,何况两个人挤在一间小阁楼里,总会为衣服放哪里吵架。她们便把土豆削好煮了,配上面包和一点盐,当作一顿星期日晚餐。诺拉边吃边问,医院最近有没有什么新鲜事,埃伦便讲起那只长霉的培养皿。她尽力解释霉菌附近的细菌为什么引起注意,却发现自己知道得仍然不多。

诺拉听完,首先想到的是母亲以前扔掉的那些发霉面包。她问,既然霉菌能使另一些微生物不再生长,人是不是也可以把霉抹到伤口上,让病菌死掉。埃伦放下勺子,叫她千万别这样试。实验室里的培养物和从厨房墙角长出来的霉完全不是一回事,更何况一种物质能在培养皿里抑制某些细菌,不等于把含有它的脏东西直接放在人体上就是安全的。诺拉叹了口气,说自己不过随便问问,医院里的人果然都喜欢把简单事情说复杂。埃伦没有和她争,只把余下的土豆分成两份,让妹妹带一些回去。她们吃完饭,一起刷洗盘子,诺拉随口说等工资恢复原样便请姐姐去看戏,埃伦答应了,却知道这一天未必很快到来。

到了年底,实验室关于霉菌培养液的工作继续进行。埃伦偶尔听见研究人员谈起它对某些细菌具有明显作用,但也有一些细菌并不表现出相同反应。有人对这种现象感兴趣,认为或许可帮助在混合培养物中分离某些难以辨认的细菌;也有人指出,若要作为治疗用药,仍需解决物质本身不稳定、提取困难和剂量等问题。埃伦在实验室待得久了,渐渐知道一种想法要真正变成病人能够使用的东西,需要比培养皿复杂得多的工作。医务人员每天面对病人,能不能在人体内安全使用,才是截然不同的难题。

她的父亲年轻时曾在码头工作,因一次小伤口感染而耽误了很久,后来虽保住手指,却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用力。父亲已经去世多年,埃伦偶尔仍会想到他那只僵硬的手。她记得父亲削苹果时总用另一只手扶着刀柄,动作笨拙得像在重新学习。他从未见过培养皿,也说不出细菌的名字;对于他而言,伤口发红、发热和不能做工才是实实在在的事情。埃伦有时会想,若是将来能有一种药物使类似的感染得到更好的控制,父亲那一辈人的生活或许会有所不同。但她很清楚,这只是一种愿望,还远不是眼下已经拥有的本领。

冬天将近结束时,病房里有位年长护士来清洗间取一批器具,发现架子上缺了两只合适的容器,便站在门口等。护士满脸疲倦,手背上有被肥皂刺激出的裂纹,埃伦帮她找到器具,顺口问病房里是否又忙了起来。护士说有几个伤口感染的病人需要持续照护,医嘱也在根据病情调整,晚班的人几乎没有机会坐下喝水。埃伦想起实验室正在研究的抗菌物质,本想问它什么时候能送进病房,话到了嘴边又咽了回去。她知道护士没有时间讨论一个尚未成为药物的可能性。等器具全部交齐,护士匆匆离开,她看着走廊里那辆装着干净布巾的小车,一时觉得这栋医院大得像两座不同的房子:楼上有人研究细菌怎样生长,楼下的人却每天先得想办法让病人度过今晚。

几天后,埃伦去库房领取标签纸,碰见那位护士正在找一份旧记录。两人一起翻了半天,终于从标错日期的文件夹里找到。护士说自己最近总记不清事情,夜里休息不好,几张纸看着都像一样。埃伦替她把文件按日期排好,却没有笑她粗心。回到实验室,她把记录整理得比往常更仔细,还请同事复核了几处数字。过去她只觉得照规矩写字,是为了不挨负责人的责备;现在她开始明白,那些看起来繁琐的手续,是不同岗位的人在忙乱中仍然能找到彼此所需信息的一种办法。至于它们究竟能帮助多少病人,谁也不容易算得清楚。

1929年春,埃伦在办公室里看见一叠准备整理的研究稿件。她认得弗莱明的名字,也从文章标题里认出青霉菌一词。论文讨论的是青霉菌培养物的抗菌作用,并特别提到它在分离某些细菌方面的用途。埃伦靠着窗台慢慢读了几段,越看越觉得许多句子似曾相识:它们对应着过去几个月在实验室里反复出现的培养瓶、标签、计时和观察。纸上没有写哪天有人不小心碰倒了水盆,也没有写清洗间缺了一摞可用的玻璃器皿,更不会说明她与诺拉曾如何谈起发霉面包。她知道这些并不是研究论文需要记录的内容,却仍觉得实验室的真实日子,远比印出来的纸页嘈杂。

一天,埃伦帮沃尔什太太清点储物柜,从深处找出一批旧的平皿盖。沃尔什太太把不能继续使用的挑出来,叫她拿去处理。埃伦拿着其中一只,忽然想起去年秋天的那圈空白,便问那项研究是否很快就能做成药。沃尔什太太正在核对清单,听见这话抬起头,说如果每个有趣的实验都能变成药,医院早就不会有那么多病人了。埃伦不喜欢这个回答,却也无法反驳。她把器皿放好,继续整理储物柜,心里想着实验室大概永远有做不完的工作,而城里也永远有人等着医学给出更好的办法。

五月的一天,诺拉终于有钱买两张便宜的戏票。那晚下了雨,姐妹俩从剧院出来,沿街走到公共汽车站,彼此都在抱怨演员的口音和坐得太远看不清表情。诺拉问姐姐今天是否还想着那些霉菌,埃伦说一晚上都没想,直到你现在提起来。诺拉笑了,挽住她的胳膊,说这样很好,世界上还有许多事情不需要显微镜也能看清。她们站在拥挤的车站里,雨水顺着站牌滴下来,街上的灯把每个人的影子都拉得很长。埃伦从口袋里摸出一张没用完的车票,忽然想起第二天还要补贴一批实验标签,便又把车票塞了回去,免得给妹妹扫兴。

往后几年,她仍会见到有关青霉菌的实验记录,也会听见其他研究人员讨论提取和稳定性难题,但没有人能保证这条研究线索将走向何处。她的工作渐渐熟练,有时被安排教新来的年轻人如何准备器具。新学徒嫌弃那些标签细碎难写,她便把一只曾经因日期混乱而耽误实验的旧瓶子拿给他看,告诉他,先把字写清楚,省得以后为一件可以避免的错误忙一整个下午。至于那只最初长了霉的培养皿,她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资格讲述发现经过。真正做出观察和研究的是弗莱明及其同事,她不过是在同一栋楼里工作,远远见过那些被留下来的器具。

1930年的一个清晨,埃伦又像往常一样走进医院。门诊走廊里有人咳嗽,病房正将一车用过的床单推到洗衣房,清洗间的水龙头还在漏水。她放下外套,挽起袖口,先把前一天没有整理完的玻璃器具排好。窗外有一只鸽子落在栏杆上,很快被汽车的鸣笛惊得飞走。埃伦在清单末尾写上今天的日期,又发现有人少填了一个培养瓶的编号,便拿着记录去找值班人员核对。她没有想到多年以后,另一间实验室会因为同一种霉菌展开怎样艰难的工作。对她来说,那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作日,而当天最迫切的问题,是午前必须备齐的那一批干净器皿。


真实历史与科学解读

1928年,亚历山大·弗莱明在伦敦圣玛丽医院研究葡萄球菌时,观察到被青霉菌污染的培养皿中,霉菌附近的葡萄球菌菌落受到抑制或发生溶解。他于1929年发表有关青霉菌培养物抗菌作用的论文。此时青霉素尚未被制成可以可靠供临床全身治疗的药物;观察、物质提取、稳定性研究和后来的临床开发应当分开理解。埃伦、诺拉、沃尔什太太、家庭往事及具体对话均属虚构,尤其不代表这些虚构人物真实参与了弗莱明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