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药物只剩下一瓶

米莉数完第三排陶瓷容器,才发现自己把袖口浸湿了。牛津的实验室里暖气不大管用,水盆边的地面总有一点潮,她把手伸到背后擦了擦,继续把写着编号的纸片贴在新送来的容器上。那些东西不像她从前用惯的烧杯,矮而宽,容易成排摆放,表面看起来也不值什么钱,可大家对它们非常珍惜。最近一段时间,实验室需要的不是几只做展示用的精巧器皿,而是能尽量多培养青霉菌、又便于处理的容器。米莉被反复提醒,每一批都要登记清楚,不能因为赶着下班,就把其中两排的编号写到同一张纸上。

她三十岁,丈夫在铁路部门工作,家里有两个孩子。战争开始以后,日常生活渐渐变成对配给票和时间表的计算:哪天能够买到油脂,哪件旧外套还可以改成孩子的衣服,夜里听见警报应当带什么东西出门。她不太愿意在孩子面前谈战争,怕他们把每一次远处的爆炸声都想得太严重。实验室同事则常提起伦敦的轰炸和医院的伤员,消息有时互相矛盾,谁也无法在当天弄清全部情况。米莉从来没有把自己的工作称作救人。她只是依照安排清洗、搬运和记录,偶尔在下班路上想着,若是这些陶瓷容器真的有那么重要,为什么做实验的人总还嫌它们不够多。

1941年初,牛津的研究团队正设法从青霉菌培养物中获得足够用于人体治疗的青霉素。霍华德·弗洛里、恩斯特·钱恩、诺曼·希特利以及其他研究人员已经完成了许多工作,动物实验显示出令人鼓舞的结果,但药物生产仍然缓慢。培养需要时间,提取和纯化会有损失,最后得到的有效物质量很少。米莉听见有人讨论以大量培养液换取很少的药物,起初难以理解:那样多的容器,在她手里几乎装满半间屋子,最后却只够支持少数治疗。负责带她工作的技术员把一张记录表摊给她看,上面列着每一批的体积与实际回收量。米莉看了很久,才知道那些看起来相差不大的液体,真正具有的效力可能差别很大。

她最怕夜里临时来人要重新处理一批材料。丈夫早班上工,孩子清晨还得送去照看,米莉总希望能够按时走出实验楼。但一次临时安排需要她帮忙延长工作,她从傍晚忙到很晚,回家时丈夫已经替孩子煮好了晚饭。她站在厨房门口,忽然发现小儿子把自己的纸帽子扣在猫头上,笑得前仰后合。米莉累得几乎抬不起胳膊,却还是跟着笑了。丈夫问工作是不是又出了问题,她说没有坏事,只是大家都在等一样很难做出来的东西。丈夫听了,问那东西值多少钱。她想了一会儿,说现在恐怕不能用普通买卖的价钱计算。

二月,牛津拉德克利夫医院开始对一位病情严重的警察阿尔伯特·亚历山大使用青霉素。米莉并不在治疗现场,她从研究人员的谈话里陆续得知,病人的状况曾经有所改善,然而药物供应实在有限,无法维持所需要的治疗。后来传来消息,亚历山大最终没有活下来。实验室里那天照旧忙碌,旁人说话时却比平常轻了些。米莉问带她工作的技术员,是不是新药没有用。那人沉默片刻,说不能这样讲,病情一度改善说明药物可能确有重要作用,但他们还没有能力持续提供足够的药量。米莉把这句话记了很久。她从前总以为药要么能治病,要么不能治病,从未想过一种有效的药物还会因为数量太少,而无法把治疗做完。

药物珍贵到连使用后排出的部分都值得再设法回收。米莉第一次听见有人谈起从患者尿液中回收青霉素时,觉得近乎不可思议,后来才知道那确实是当时团队努力减少损失的方法之一。她不再抱怨为什么每一份液体都要写清数量和去向,反倒更留意谁把记录放错了地方。有个年轻助手嫌她过分较真,指着架上的一批瓶子说反正看起来没有区别。米莉听完没有生气,只叫他拿来上一周的记录,一项项核对瓶子里的材料从哪里来、何时取得、按什么程序保存。两个人忙了半个上午,终于弄清一处容易混淆的编号。年轻助手向她道歉,她说不必道歉,以后别再这样就好。

春天,米莉收到一封来自伦敦的信。写信的人是埃伦,她们几年前在一次医院实验室工作人员的培训中认识,偶尔互寄近况。埃伦说伦敦的生活越来越难安排,妹妹诺拉一家暂时搬去较安全的地方,自己仍留在医院工作,最近还得教新来的技术人员如何在忙乱中保持记录完整。她听说牛津正在研究青霉素,便想起1928年圣玛丽医院那只长霉的培养皿。信里没有长篇科学讨论,只写了一句:那时大家都忙着把受污染的东西拿走,谁也没想到多年以后,会有人为了多养出一点同样的霉而费尽力气。米莉读完,把信夹进账本,打算有空便回,却一直拖到月底才写。

六月前后,研究团队开始寻求美国方面的工业支持。米莉在实验室里听说,单靠几间研究室和临时寻找的容器,很难获得临床应用所需要的大量药物。她起初不理解,为什么英国没有办法把这件事自己做好,直到丈夫告诉她,战争期间很多工厂连原料和设备都难以按原计划运转,运输更是处处受限。她这才明白,做出一种药物不仅要靠医生和研究者,也要靠玻璃厂、陶器厂、运输人员以及真正能够扩大生产的工业体系。实验室里那些看似独立的记录表,实际上通向了远得多的地方。

美国伊利诺伊州皮奥里亚的一间研究机构里,年轻技术员卡罗尔正对着一份发酵配方发愁。她过去参与过农业原料的实验,熟悉谷物加工中产生的副产物,却从未料想其中某些东西有一天会和战时急需的药物联系起来。新的工作要求团队寻找能促进青霉菌生长并增加青霉素产量的方法。卡罗尔不太关心牛津实验室怎样讨论科学意义,她每天真正关心的是培养液的组成、容器的状态以及收获时能获得多少有效物质。起初,某些配方让霉菌长得很好,药物产量却并不令人满意;另一些条件下生长看起来没那么显眼,结果反而有所改善。她逐渐发现,不能只凭培养物长得旺不旺来判断一项工艺是否成功。

1941年后,美国的科研机构与药厂逐渐开展大规模生产技术探索,玉米浸泡液等发酵原料及深层通气培养方法发挥了重要作用。卡罗尔工作的车间起初仍带着普通农产品试验的气息,墙角放着装原料的袋子,操作台上有一排排写满日期的玻璃瓶。后来,来访的人越来越多,有人谈发酵罐,有人谈产量,也有人问能否连续稳定地获得合格产品。卡罗尔听着这些问题,才知道自己每天反复调配和记录的东西,并不只是为了写出一份漂亮的实验报告。若是方法能够真正扩大到工厂规模,远在欧洲的医院便可能获得更多药物。

但扩大生产并不是把几只烧瓶换成一只大桶就能完成。设备里的空气、温度和搅拌条件都需要重新考虑,霉菌的生长状态也会随着培养方式改变。卡罗尔曾经为一批结果不佳的培养物懊恼了好几天,后来发现原先依赖的小规模经验并不能完全适用于新的条件。她与工程人员反复核对工艺,一位年纪较大的机械师甚至比她更擅长判断管道的振动和气流是否正常。她开始习惯向这些不懂显微镜的人请教,也渐渐不再把实验室以外的生产工作看成单纯的附属环节。

1943年,她的部门收到了一批经过筛选的青霉菌材料,旁人谈起寻找高产菌株的故事,其中还提到过一只长霉的甜瓜。卡罗尔觉得这件事听起来很像童话,直到翻开正式的菌株筛选记录,才发现令人兴奋的并不是那只瓜,而是研究人员对不同霉菌株进行系统比较,再通过工艺改进使产量逐渐提高的漫长过程。她把几项结果抄进实验记录,旁边的年轻同事问,既然现在发现了更好的菌株,是不是意味着生产问题已经解决。卡罗尔说还早得很,机器不能因为听见一个好消息就自行运转,药品也不能只凭一项产量指标送进医院。

1944年,米莉已很少再像三年前那样为每一个陶瓷容器挪不开手脚。她仍在牛津做技术工作,能够听到越来越多关于生产规模扩大的消息。战争并没有因此结束,外面仍然有人受伤,仍然有病人在医院等待治疗。药物供应比最初改善,却还受到分配和适应证等条件限制。一个星期五,医院里有位年轻士兵因严重伤口感染接受治疗。米莉并不参与用药决策,只在给临床科室送材料时路过病房,见到护士正替病人更换敷料。几天后她再次经过,听见那人的体温已经逐渐下降。她没有停下去问病人的名字,只想起1941年那位因供应不足而未能活下来的警察。

那年年底,埃伦从伦敦来牛津办事,顺路到米莉家吃饭。两个人相识多年,却很少真正坐下来谈工作。米莉的孩子围在桌边,争着问伦敦的街道是不是到处都有炸坏的房子,埃伦挑了几件不太吓人的事情讲给他们听。饭后,孩子们去隔壁房间玩,米莉才拿出这些年积攒的实验记录,给老朋友看那些越来越大的培养量和逐渐改进的产量。埃伦仔细翻过几页,说自己第一次见到青霉菌抑制细菌的现象时,最在意的还是那只平皿会不会被误送去清洗。如今想来,这段路走得比谁预想的都远。

她们随后谈起亚历山大。埃伦问米莉,在那次治疗失败之后,实验室里有没有人曾经想过放弃。米莉说当然有失望的时候,但大家更清楚地看见了究竟缺什么:不是一句好听的口号,而是稳定的工艺、足够的产量以及能在病人需要时送到医院的药物。埃伦点点头,把杯子里的茶喝完。战争使她们都老得很快,过去谈戏票和房租,如今却常常先问彼此家里是否平安,交通是否恢复,哪个朋友已经很久没有回信。米莉送她出门时,天已经黑了,街角有人骑着自行车匆匆经过,前灯在墙上晃出一条弯曲的亮线。

1945年春,伦敦的街上还留着战争造成的破损。埃伦走过医院外墙旁一处修补过的地方,听见两个年轻人谈论青霉素,好像那是一种早就应该出现的药物,其中一人还说,既然霉菌到处都有,为什么过去的人没有早点想到拿它治病。埃伦听了,差点忍不住插话。她想告诉他们,发现与制造不是同一回事,一张培养皿上的现象无法直接替代纯化、试验、生产和分配;也想告诉他们,有些东西在纸上看来很短,做起来却要经历数不清的失败。可她赶着去上班,最终没有停下来解释。

清洗间里一位新来的学徒正把标签贴歪。埃伦看了一眼,替他扶住瓶子,叫他把笔拿稳。年轻人抱怨自己整天忙着给别人准备材料,却不知道这些工作究竟有什么意义。埃伦想到多年以前自己问过的几乎一样的问题,便没有立即回答,只拿出一张已经归档的旧记录,让他看那些日期和处理步骤怎样一路连接到药物供应。年轻人看了半天,说还是太难懂了。埃伦笑了笑,叫他先去把另一排瓶子处理完,等午饭的时候再慢慢讲。

傍晚,医院里又送来一批待洗的器皿。埃伦站在水池边,水汽把窗玻璃熏得发白。她忽然想起1928年那只长霉的平皿,想起父亲因感染而失去力气的手,也想起米莉在信中描写过的那些装满青霉菌的陶瓷容器。医院外面有电车驶过,路面渐渐积起薄水。她把最后一只玻璃瓶放上架子,核对清单上的数量,发现比送来的记录少了一只,便重新沿着水池仔细找去。那只瓶子最后在洗涤架后面被找到,瓶口没有破损,还可以使用。埃伦松了口气,将它放回该在的位置,结束了这一天的工作。


真实历史与科学解读

1940年,牛津团队通过动物实验展示青霉素的重要治疗潜力。1941年2月,严重感染的警察阿尔伯特·亚历山大在接受早期青霉素治疗后病情曾改善,但药量不足,最终未能获救。霍华德·弗洛里、恩斯特·钱恩、诺曼·希特利及其同事推动了药物开发;研究者还曾从患者尿液中回收有限的青霉素。1941年后,美国皮奥里亚研究人员与药厂改进菌株、培养基及深层发酵工艺,大规模生产于1943—1944年间加速。本章的米莉、卡罗尔、埃伦之间的通信、具体患者场景和私人对白均为文学虚构,不应当作真实参与者口述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