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白色沉淀

玛丽第一次看见那团近乎透明的沉淀,是在一个下雨的星期二。实验室靠北的窗子没有关严,湿气沿着窗框渗进来,放在窗台上的旧记录卡微微卷起了边。她正按照标签整理刚用完的玻璃器皿,听见隔壁有人叫她去取一盒洁净的离心管。她端着托盘走过去,发现台面上摆着几个细长的玻璃容器,其中一个管底留有少量絮状物,在昏黄的灯光下并不起眼。她以为那是没有洗干净的污垢,伸手便要把它同其他器皿一起收走,站在台边的研究人员连忙阻止,说这一支还要保留,不能动。

她把手缩回来,觉得有些尴尬。过去两个月,她在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医院所属的一间辅助实验室做技术工作,最常听到的便是“别动”和“先记下来”。在这儿,任何不起眼的管子都可能属于某个尚未结束的实验,任何看起来多余的一张纸都有自己的来历。玛丽二十四岁,父亲早年在布鲁克林经营过一家修鞋铺,后来因为长期患病,不得不把生意交给亲戚。她原本在夜校学习化学,希望毕业后找一份安稳的工作,战争开始后,城里许多岗位都在招人,她便经人介绍来到研究所,先做器皿清洗和样品登记,后来逐渐学会协助一些常规操作。她知道自己并不是科学家,工资也远不足以让母亲不再为房租操心,可至少每个星期都能寄一点钱回家。

研究所里常有人谈起肺炎球菌。玛丽起初只把它当成一种需要谨慎处理的致病菌,后来才渐渐知道,实验室研究的并不只是它能不能使人患病。不同类型的肺炎球菌在培养条件下具有不同的外观,有的形成较光滑的菌落,有的则缺少典型的荚膜特征。多年前,一位英国研究者发现,某些经过加热处理、已经失去活性的细菌材料,可以使另外一类活菌表现出新的、能够延续的性状。研究者把这种现象称作转化,却迟迟不能确定究竟是什么物质引起了变化。玛丽在夜校课本里读过这个实验的简图,那时她觉得故事已经讲完:有一种看不见的东西,从死去的菌体里留下来,又进入别的细菌,使后者发生改变。可来到这里她才发现,真正困难的地方恰恰在“有一种东西”这几个字上。

她的直接主管是一位叫哈罗德的资深技术人员,个子很高,左手有一道被玻璃划过的旧伤。他习惯把每一种试剂的使用日期写在显眼位置,发现年轻人没有记清编号,便叫他们重新来过。玛丽有一次抱怨,说实验室里的记录比实际工作还费时间。哈罗德没有讲什么大道理,只给她看了一个抽屉,里面塞着几本不同年份的记录簿,纸张已经磨得发软。他说,三个月之后要是有人问起一个结果是怎么来的,最先被翻出来的不是记忆,而是这些本子。玛丽不喜欢他训人的口气,却承认他说得有道理。夜校考试时,她也曾因为把一个试剂的浓度抄错,做出一道看起来计算正确、实际上从第一步便错了的题。

实验室里围绕转化物质的讨论并没有停止。过去许多研究者认为,蛋白质具有复杂多样的结构,更可能承担遗传信息;相比之下,脱氧核糖核酸在当时仍被一些人看作成分相对单调的物质。玛丽听到这些说法时,总觉得争论与自己手里那些无色液体毫无关系。可她越来越频繁地看到研究人员反复处理样品,想办法去除蛋白质、核糖核酸和其他可能混入的成分,再检查剩下的材料是否仍然能够引起菌株类型改变。有些材料耗费了很久才获得,最后却因为活性不足而被放到一边。她负责核对送出的试剂与样品数量,常在工作簿里看到同一种编号反复出现,后面跟着完全不同的处理条件。

一个星期五傍晚,她照例准备离开,哈罗德却让她帮忙寻找一份早先的记录。两个人在文件柜前翻了半个小时,终于从标错日期的一叠纸里找到需要的页码。玛丽看见记录中同一批来源的材料被分成几份,分别经过不同处理。她忍不住问,既然大家都怀疑DNA,为什么还要花这么多功夫排除别的可能。哈罗德没有立即回答,他先确认了纸上的编号与眼前样品一致,才说:“因为怀疑不是结果。要让别人信服,就得尽量说明别的解释为什么站不住。”玛丽听完笑了,说这倒像警察查案。哈罗德摇摇头,说至少实验室里的管子不会在问话时故意撒谎;当然,管子也从来不会主动告诉你自己曾被谁拿错。

回家时天已经黑了,街上挂着提醒节约物资的宣传画,电车里的乘客挤在一起,许多人提着装有日用品的纸袋。玛丽住在一间狭小的公寓里,与妹妹露丝合租。露丝在一家医院的洗衣间工作,每天要处理大量床单和衣物,回到家时手指总被热水泡得发白。两姐妹晚饭多半是面包、汤和能买到的蔬菜,偶尔有肉,露丝便把一半留到第二天带去上班。哥哥托马斯在军队服役,信总是隔很久才来一封。母亲不愿在电话里谈论战争,只反复问他寄来的信里有没有提到身体不好。玛丽通常说没有,哪怕信里提到的不过是天气和食堂的饭菜,她也不愿给母亲增加担忧。

那晚吃饭时,露丝看见她袖口沾着一小点干了的试剂,问她是不是又把实验服穿出了门。玛丽赶紧把外套脱下来,解释那并不是危险样品,但还是按实验室要求把工作衣物单独处理。露丝一边收拾餐具一边说,在医院里,人们总把实验室称为研究新药的地方,可她妹妹做了一天工作,回来却只能讲玻璃管和记录表。玛丽说,研究所里的工作有许多种,不是每个人每天都在发明药。露丝笑了,说自己知道,不过她还是希望有一天,妹妹能告诉她一项研究真正救了谁。玛丽没有接话。她想起研究室里那些被反复比较的菌株类型,忽然发现自己也说不清,这项研究将来会与病人的生活产生什么关系。

1943年秋天,关于转化物质的结果逐渐变得更加清楚。艾弗里、麦克劳德和麦卡蒂的研究表明,经过充分纯化的某种活性组分,其化学性质与脱氧核糖核酸相符;在适当实验条件下,极少量这样的材料就能够使原本缺少相应荚膜特征的肺炎球菌产生类型特异的变化。实验中还通过化学分析和酶处理等方法评估蛋白质、核糖核酸及其他成分的可能作用。玛丽没有参加重要实验结论的形成,也没有资格在研究讨论中随意插话;她只是在整理送检样品时,看到一组组处理条件终于能够排出比过去更一致的顺序。研究室里的气氛没有忽然变成庆祝宴会,有的人仍然在担心样品纯度,有的人正在修改论述,另一些人则继续重复此前的实验。

一次午后,她在走廊遇见一位负责文献整理的工作人员,对方抱着一摞打字稿,边走边抱怨其中的词汇越来越难拼。玛丽帮她扶住最上面的一本,瞥见标题里出现了“脱氧核糖核酸”这个长得几乎放不下一行的词。她说起自己上课时曾学过这种物质的基本构成,却没想到它会成为眼下如此重要的研究对象。那位同事笑她,说科学总爱把最平常的事情说成复杂的词。玛丽本想反驳,又觉得从医院其他人的角度看,这话未必全错。患者会关心发烧能否退去、感染能否控制,而实验室里一群人却正在争论某种细胞成分怎样改变另一个细胞的特征。两件事情之间的距离有时确实很大。

稿件准备投稿以后,玛丽比往常更忙。实验室并没有因为一篇论文写完便停止运行,新的研究还要继续,一批批记录要归档,已经用尽的试剂需要重新准备。哈罗德叫她检查存放多年的几只玻璃瓶,把标签模糊的放到一边,不许自行猜测内容。玛丽捧起一只瓶子,里面的液体已经干掉,只在瓶底留下一层浅白的痕迹。她想起最初见到的那团沉淀,问哈罗德这瓶是否还有保存价值。哈罗德先核对编号,确认可以处理以后才叫她按照规定清洗。玛丽将瓶子放进清洗区,忽然意识到,在她看来几乎没有区别的白色残留,可能属于完全不同的材料;真正使它们能够被辨认的,除了化学检验,还有那些她曾经嫌烦的记录。

1944年二月,研究论文正式刊出。玛丽拿到印好的期刊时,正在等一辆送货车,风把她围巾的一角吹到脸上,她不得不用手压住。文章的标题很长,她在夜校读过几遍仍然不太容易记住,其中最关键的一处写着,转化活性组分是从肺炎球菌中分离得到的脱氧核糖核酸。她把作者姓名一个个看过去,又翻到方法部分,发现许多不起眼的操作被写得极其认真。期刊印刷出来以后,在某种意义上便离开了这间实验室,其他研究者可以根据文中的方法重新判断、提出异议或者尝试重复。玛丽知道,论文不是法庭的最终判决书,更不会因为印上纸便令所有人立即接受结论。

那天晚上她带着期刊回家,露丝正在修补一件旧外套。哥哥又来了一封信,说部队暂时转移了驻地,天气很差,却没有提到自己何时能够回来。母亲为此整整一天没有胃口,露丝刚刚才陪她通完电话。玛丽把期刊放到餐桌上,兴冲冲告诉妹妹,自己工作的研究所发表了一项很重要的发现。露丝擦了擦手,认真翻了几页,最后还是问:“那是不是能治肺炎?”玛丽停了一下,说不是一种新药,至少眼下不是。它更多是在说明,一些能够传给后代的细菌性状,可能由一种过去没有被充分重视的物质承载。露丝听得吃力,问既然还不能治病,怎么知道它那么重要。玛丽没有像从前那样着急,她拿起一支铅笔,在旧账单背面画了两种菌落的简图,慢慢向妹妹解释那些实验究竟让研究者排除了哪些解释。

露丝并没有完全听懂。她听到一半便站起来,去炉上看快煮干的汤。玛丽趁她转身,把画得歪歪扭扭的两种菌落又改了几笔,发现自己竟然也很难在不说出许多新名词的情况下,把实验讲得准确。等露丝回来,她便把纸翻过去,说以后找一本更容易读的介绍给她。露丝笑着说不用,她愿意相信妹妹在做认真工作,但若是有人问起,她大概只能告诉别人,玛丽每天研究的是细菌留下来的某种东西。玛丽想了想,说这样也不算完全错误,只是还不够清楚。

春天时,哈罗德决定教她一项更复杂的常规分析。玛丽起初以为是因为自己终于表现得足够好,后来才知道研究所里有人调离,工作总得有人接手。她没有失望,反而把新流程抄进随身笔记本,遇到不懂的地方便查资料。她仍然会把数字写错,仍然会在忙碌时找不到需要的玻璃器皿,只是出错以后不再急着找理由掩饰。一次午后,她核查报告时发现两组记录的日期不符,查到最后,问题出在最初抄写时漏了一个数字。她把问题写在修改栏里,交给哈罗德签名,重新整理好文件夹。窗外已能看到一点新绿,走廊尽头有人推着仪器经过,轮子发出吱吱的声音。

研究所里的争论并没有结束。关于DNA是否足以解释所有遗传现象、肺炎球菌的转化能否代表更广泛的生物过程,仍有许多研究者持谨慎态度。有时玛丽在餐厅里听见年轻学者为此争得很激烈,觉得他们像是在讨论一种尚未盖成的建筑,每个人都相信某些部分已经牢靠,另外一些部分却仍只是图纸。她没有能力判断谁的设想更有说服力,也不需要在其中选一边。她知道自己见过的那些实验结果,并不会因为谁说话更响亮就改变。

六月的一个星期天,玛丽终于收到哥哥从海外寄来的照片。照片里的托马斯瘦了些,却还在笑,手边站着几个她叫不出名字的同伴。露丝把照片放在窗前看了一会儿,又放进家里的铁盒。母亲说,等战争结束,兄妹三人应该拍一张新照片,到时谁也不许因为工作忙而缺席。玛丽答应下来,没有说自己下周可能还得连着工作六天。傍晚她坐在桌边继续读那篇论文,铅笔在页边留下许多细小的记号,读到一半,又停下来给母亲写信,问她父亲留下的那只修鞋木箱是否还在。母亲回信说箱子当然还在,谁也舍不得扔,只是里面的钉子已经生锈。

第二天清晨,玛丽照常乘电车去研究所。雨后路面尚未干透,车窗上映着一排商店和行人的影子。她在座位上把笔记本翻到空白的一页,写下新的日期和当天需要核对的样品编号。那篇改变了许多人对遗传物质看法的论文,正随着邮袋运往其他城市,而她仍要在九点之前把几只干净的玻璃瓶送到指定房间。电车到站时,她合上本子,抬头确认站名,随后随着人群走下车。她没有看见自己后来会在多少本教科书里读到的故事,只觉得这个星期工作恐怕又要很忙。


真实历史与科学解读

1944年2月1日,奥斯瓦尔德·艾弗里、科林·麦克劳德和麦克林·麦卡蒂在《实验医学杂志》发表肺炎球菌转化物质的关键论文,提出具有转化活性的纯化组分主要、乃至可能完全由DNA构成。研究结合化学性质、酶处理和转化实验提供证据,但并未在发表当天消除所有争论。玛丽、哈罗德、露丝和托马斯及其经历属于虚构;文中的辅助岗位、私人对话和具体操作细节为文学重构,不应视为论文作者的实验室口述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