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死亡登记簿
2026年,中国南方
叶岚把第三版展签打印出来时,走廊里刚刚响过下课铃。档案楼隔壁是旧教学区,下午经常有学生从窗下经过,三三两两谈论刚结束的课程,有人骑着自行车冲过砖路,车铃在空荡的楼梯间里留下几声回响。叶岚站在打印机前,把纸一张张接住,发现其中一张写着“斯诺证明霍乱完全由污染水源引起”,便抽出来,拿笔在“完全”两个字下面画了横线。这份展签她已改过两次,宣传部门总觉得原稿太长,又嫌句子里“提示”“支持”“后来进一步确立”之类的词太多,读起来不够有气势。她知道他们有自己的难处,几十块展板要在有限的走廊里排开,每块都写得像学术论文,参观者未必有耐心读完。但她也不愿把一段曲折的认识过程,重新压成一句不太准确的口号。
她把改过的纸夹进文件夹,去找负责场地的工作人员。那人正站在展厅里量墙宽,听见叶岚说仍需修改文字,便叹了口气,问究竟还要改到什么时候。叶岚解释,所谓“斯诺拿着死亡地图找到水泵”的说法容易弄错时间顺序,关于帕西尼与科赫的贡献也不能混写。工作人员耐心听了片刻,说自己完全尊重科学史,只希望她至少确定本周不会再改展板尺寸,否则印刷厂又要重新报价。叶岚答应不动版面,只改有限的几个字,离开时却仍把一份草稿带走了。她知道一块展板的错误,不会马上使谁生病,但她也不知道该如何说服别人,认为一块展板正确到什么程度同样值得在意。
程屿下午赶到档案楼时,叶岚正坐在地上整理一箱旧登记簿。大多数本子都不是十九世纪原件,而是后来为医学史教学复印和转录的资料;其中有一份伦敦死亡登记的汇编表,夹着老教师多年前留下的手写批注。叶岚让他帮忙搬箱子,自己则从桌下找出前几天谈过的那张霍乱地图。程屿把一箱书挪上架,看见展厅一角已经挂起几块新的说明牌:1665年显微图谱、1676年列文虎克的观察、十九世纪城市供水,以及后来的病原学发展。每块牌子的篇幅都不长,可在它们之间走上一圈,便仿佛看见许多年代被压缩到同一条走廊里。
“你看看这张名单。”叶岚把纸推到他面前。上面是几栏姓名、年龄和住址,字体细小,有的地方还保留着原始材料中不一致的拼写。她说自己试着核对过其中几条记录,发现有些人的住所与后来出版的地图并不容易一一对应,原因可能是地址变动、登记方式不同,也可能只是抄写时出现了差错。她最初想用这张名单做一个可以让参观者逐个查询的屏幕,但现在觉得不能把尚未核准的条目直接放进去。程屿问能不能只展示几个核实清楚的例子,叶岚说可以,不过得把选择标准交代清楚,不能专挑最能强化故事效果的病例。
程屿把名字一行行看下去。表格里有老人,也有孩子,有些人只有姓氏,有些没有留下完整职业。他忽然想到,自己每天操作的临床数据库也刻意去掉个人身份信息,保留的是研究编号、测量结果与必要的临床变量。这样做有严格的隐私保护理由,但久而久之,分析人员很容易忘记编号后面原本有人正在上班、照顾家人,或者为下一次就诊准备车费。叶岚没有把这层意思说出来,她只是取回名单,准备去找原始档案目录。程屿看她把几份复印材料反复比对,便问这些工作是否都得由她一个人完成。叶岚说团队还有两位助手,只是她不放心把存在争议的地方直接交给别人定稿。
中途两人在走廊里吃了盒饭。叶岚的饭已经凉了,程屿顺手把办公室的热水壶烧上,拿来两只纸杯。叶岚问起他的研究最近怎样,他便说样本登记已核查了一部分,论文也重新整理了框架,只是现在最难的问题不是缺少分析,而是决定哪些分析必须删去。叶岚问为什么要删,程屿说早先做出的很多结果都能画成图,放在一起也很好看,可把研究目标、样本条件和证据强度重新分开以后,发现有些图只是提出了新的问题,并不足以支持原来准备写在标题里的结论。叶岚听了,问是否也会遇到类似她改展签的麻烦。程屿笑着说,比改展签麻烦些,因为每张图都有学生花过时间,每删掉一张,便有人觉得自己的工作被否定了。
在实验室里,杜然果然对此很不高兴。程屿回去以后,发现他已经把分析结果重新整理成一套幻灯片,里面包含数十张图,颜色统一,标题也写得颇有气势。杜然兴致勃勃地说明,其中一组菌群差异在控制部分协变量后仍然有统计意义,另一组则在特定疾病亚群中更加明显。他希望把这些发现都保留在正文里,因为每一项都能提供不同的生物学解释。程屿翻了几页,问那些分层是不是预先计划好的,还是看到全样本结果以后才作出的选择。杜然说有些是后面补的,但都讲得通。程屿并不否认探索性分析的价值,只要求把它们明确标为探索性,不能全部当成事先定义的独立验证。
杜然站在白板旁,手里的笔转了几圈,最后忍不住问:“既然最后还是要做这些,不如一开始就用新模型,何必把旧的先否掉?”程屿说并不是否掉旧结果,而是要区分一个方法在什么数据上建立、又在什么数据上被检验。他拿出之前保存的报告,指给杜然看,团队最初的模型在内部交叉验证中取得了很好的表现,这是真实结果;但在独立队列上下降,同样是真实结果。两个都应该保留,不能因为后者不符合预期,就把它排到没人会看到的位置。杜然听着,脸上的不满没有立即消失,却也不再争辩。他把幻灯片打开到第一页,默默修改了上面的标题。
傍晚,罗慎召集了一个小范围会议。除了程屿和杜然,还有梁静以及负责项目协调的一名同事。罗慎手里拿着阶段报告,先问跨中心质控完成了多少。程屿说明,研究中心之间的部分差异能够通过已核实的技术流程解释,但并非所有差异都能简单归结为批次效应;若要进行稳健性评估,必须同时考虑人群构成、检测误差和建模选择。罗慎听完,翻到报告最后一页,那里把结果分为已确认、需进一步验证和目前证据不足三部分。他看了很久,问能否将这份分类直接用于接下来的论文修改。
程屿说可以,但有一项合作需要先讨论。前一周,学校的一家技术转化合作单位发来意向书,希望团队展示一种基于肠道菌群的疾病风险评估原型。意向书用了不少“临床辅助诊断”和“高准确度识别”的字眼,显然与眼下的数据证据不太相称。罗慎说对方主要是希望讨论技术方向,并不等于准备立即投入医院使用,不必在初次沟通时把门完全关上。梁静表示理解合作的必要,却指出如果演示报告没有清楚注明工具仍处在研究阶段,外部人员很容易把探索性结果当成已经具备临床效力的检测。
协调同事建议在展示材料上写一句“仅供科研”,认为这样至少可以避免误解。程屿觉得不够。他说不是简单在封面上贴一句话便能解决问题,模型的性能数字来自哪里、用的是什么人群、独立验证如何、输出究竟代表什么,都必须在演示中说明。罗慎没有与他争,只问如果这么写,合作单位还有没有兴趣。程屿想了想,说恐怕有人会失望,但愿意继续做研究性合作的人,反而更需要知道风险所在。梁静补充,他们可以讨论后续验证方案、样本采集标准和临床问题,而不是提前承诺患者获得一张菌群报告后,医生就能据此改变治疗。
会议比预定时间长了半小时。最后罗慎同意由程屿重新修订意向书中的技术描述,保留研究合作的可能,但暂不把现有模型包装成已经成熟的临床工具。他同时提醒程屿,谨慎不能变成无限拖延,必须给学生和合作方一个明确的时间表。程屿说自己会在本月底前提交一版经过核对的论文结构,并把真正需要新数据验证的问题单独列出来。杜然听见这个期限,明显松了口气。他最怕的不是多做工作,而是不知道工作何时才算结束。
散会后,梁静没有立即走。她从包里拿出一叠已经核对的临床资料,告诉程屿还有几份受试者的药物史无法追溯,只能如实保留缺失。程屿接过材料,忽然问她最近有没有遇到什么让人特别难处理的病人。梁静说每天都有,不过她不太愿意把患者的私人经历拿来做聊天的例子。她停了一下,改说医院里一位年纪很大的退休职工最近住院,许多旧同事都去看望,最难办的倒不是医学问题,而是老人不想在医院过生日,家里人又担心出院太早不安全。程屿问后来怎样,梁静说医生与家属一起商量,安排了更妥当的方式,没有什么传奇,只是一件需要认真处理的小事。
这番话使程屿想起母亲前些天提起的刘婶。刘婶曾常来家里帮忙晒豆子,去年冬天膝盖开始不好,最近又因为别的病去医院检查。母亲说她最惦记家里的菜地,躺在病床上还让丈夫记得给南边那块地浇水。程屿当时听完,只问了一句检查结果怎样,随后便去处理实验室的事情。现在他想起来,忽然发现自己竟没有再打电话问过母亲近况。走出会议室后,他站在楼梯间给母亲拨了电话,先问刘婶最近有没有好些。母亲说人已经回家了,正在养着,又责怪他最近怎么忽然如此关心邻居,是不是自己身体出了什么毛病。程屿被问得哭笑不得,只好说没有,不过想起来问问。
母亲正准备晚饭,锅铲碰到铁锅,发出清脆的声音。程屿问她是不是还在忙作坊,她说最近订单不多,已经不用每天早起,等天气再凉一点就准备清理几只老陶缸。说到这里,她突然想起,程屿上次拿回去的两瓶豆酱,是否已经分给医院那位梁医生。程屿说梁静收到了,还特意夸味道好。母亲高兴起来,嘱咐他下次回来再带些,并提醒他不要把那些东西整天放在办公室的窗边。程屿认真答应,随后听见母亲在电话那头催家里人把热水壶提进屋,厨房里的脚步声和锅盖碰撞声,让他有一瞬间忘了今天会议上那些拗口的字眼。
两天后,程屿再次去了档案馆。叶岚正站在展厅里,对着一张刚印出来的时间轴检查年份。他看见原先那句“斯诺凭地图证明霍乱病源”已经改成了关于饮水调查与病例分布的介绍,帕西尼的名字也出现在旁边,而科赫的研究被安排在后面的时间段。叶岚告诉他,宣传同事虽然嫌字多,最后还是接受了修改,因为她用更短的句子说明了不同发现各自回答什么问题。她笑着说自己已经不想再见到“首次彻底证明”这六个字,程屿说有时候科研论文里也一样。
叶岚带他到一张长桌前,上面摊着十九世纪后期到二十世纪初的医院防疫资料清单。程屿翻开其中一本登记册复制件,发现除了死亡人数,还有床位、药品、隔离安排、物资使用和一些简单的生活记录。他原先以为所谓疾病登记簿,不过是一行行没有感情的数字,如今才发现,同一个数字的产生往往需要许多具体工作:有人到病房核对,有人把消息报给登记人员,有人检查地点与姓名,又有人把残缺不全的表格重新抄一遍。整个过程都可能出错,但也正是这些并不惊人的工作,使后来的人有机会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
叶岚问他是否愿意帮忙看下一部分。程屿说可以,等自己的阶段报告交完就来。她把一只档案盒从底层柜子里拖出来,盒角已经磨破,外面的纸标签上用铅笔写着“东北防疫资料”。打开以后,最上面是一份复制的会议文件,下面压着几张黑白照片。其中一张拍的是冬天的车站,站台边停着一列火车,铁轨旁的积雪又厚又脏,几个身穿厚衣的人站成一排,脸部被口罩遮住。照片并不十分清楚,边缘还有一道划痕,背面的一行旧标注写着一九一一年。
程屿把照片拿近,想看清人们胸前有没有编号。叶岚提醒他,眼下只确认这是后来收入教学档案的一张历史照片复制件,原始出处仍需查证,不能仅凭背面的年份判断具体拍摄地点和人员身份。他点点头,把照片轻轻放回桌上。叶岚又拿出一份关于当年防疫工作的简要材料,上面出现了一个名字:伍连德。程屿对这个名字并不陌生,曾在公共卫生史的介绍中读到过,但从没有认真追索过具体过程。
快到下班时间,两人把照片重新装进无酸纸袋,关好档案盒。叶岚去楼下取一份目录,程屿留在屋里,隔着半开的窗听见校园里有人练习吹奏乐器,旋律断断续续,一小段总也吹不顺。桌上那张雪地车站的照片还没有完全放回柜子,程屿便又看了一眼。画面中的人离镜头很远,面孔模糊,谁也无法仅凭照片知道他们是否害怕、是否疲倦,甚至不能确定他们是否都从那场疫情中活了下来。他只看得见一列火车、厚重的衣服、雪,以及那些覆盖在人们口鼻上的布料。
手机这时响了,是杜然发来的消息,提醒他第二天上午还要核对一批新收到的原始测序质控记录。程屿回复说自己会准时到,随后把照片装回文件袋。楼梯间的灯亮起来,他提着包走下楼,经过正在拆卸的旧展板时,顺手扶住一块险些倒向过道的木架。搬运的工人向他道谢,又问这次展览到底什么时候能开。他说快了,具体日期还要等叶老师确认。走出大楼时,傍晚的雨刚刚停住,地上留着车轮压过的水痕。他往停车棚走,脑海里却仍然是那张冬日车站的照片,不知道那个年代的人面对疫情,究竟要用多长时间才能让列车重新开动。
真实历史与科学解读
斯诺1854年霍乱调查、帕西尼同年的显微观察,以及后来的病原学发展各有不同证据与历史进程,不宜压缩成某位科学家独自完成的一次发现。现代微生物组研究需要区分内部交叉验证、外部验证和经后续数据调参后的探索性分析,预测表现也不等同于临床有效性。本章人物、项目、医院展览、合作意向书及具体登记材料均为虚构;东北防疫历史照片在小说中设定为来源尚待核准的复制件,不应视为一份已被发现的真实私人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