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零下三十度
1910—1911年 · 中国东北
哈尔滨的十二月,寒气总是从脚底慢慢往上爬。沈素云每天早晨走出住处,先在门外跺几下脚,再把领口扎紧。巷口的雪被车轮压成黑灰色,屋檐下结着一排长短不齐的冰凌,风从街角一拐过来,能把人眼泪吹出来。她二十四岁,在一间诊所学过几年护理,后来跟着一位年长护士替铁路附近的工人和家属处理日常伤病。过去她最熟悉的是冻伤、刀割破的手掌、孩子的发烧,以及搬运工因长期负重而疼痛的腰背。入冬以后,一种来得急、死得也急的病却使这些寻常工作逐渐停了下来。有人咳嗽时带血,病得厉害的往往撑不了几天,诊所里几位原本胆子很大的男人,提起病人的住处时也会不自觉地放低声音。
素云的父亲沈德昌在铁路上干过二十多年,修过车厢底下的铁件,也替站上搬过煤。人老了,腿脚不如从前,仍舍不得离开那些熟悉的工友,常去车站附近喝茶,听他们谈列车晚点和货运价钱。素云不喜欢父亲总往人多的地方去,尤其近来传出有病人从边境的铁路沿线来到哈尔滨以后,更觉得他应该少出门。沈德昌每次都答应得好好的,第二天却又穿上那件磨得发亮的棉袄,拎着一只旧茶壶往站上走。素云拿他没办法,只好在出门前多叮嘱两句,叫他若看见有人高烧、咳得厉害,便不要再凑近问东问西。
父亲最爱去找的一个人叫郭长顺,比他年轻十多岁,负责站上的一些杂务,也帮熟人联系零散活计。素云小时候生病,父亲背着她走了很远去找医生,半路脚一滑,还是郭长顺搭了把手,把人送到诊所。素云记得那个下午,郭长顺的皮帽上沾满雪,见她哭得厉害,便拿出一块硬糖,说只要她肯安静一会儿,就把糖给她吃。后来她长大了,郭长顺每次见面仍叫她“小病秧子”,说她如今竟能替别人看病了,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素云常被他说得不好意思,却也一直把这份旧情放在心里。
十二月中旬,郭长顺突然没有到站上做工。沈德昌去过他家一趟,回来时脸色不好,说郭家住过一个刚从外地回来的远房亲戚,那人几天前便开始发烧,后来咳出血来,很快就死了。郭长顺替他张罗后事,自己虽还没什么大毛病,却总说胸口发闷。素云听完,立刻问父亲有没有进屋,和郭长顺说话时离得多近。沈德昌一开始说只在门口站了站,后来被女儿问急了,才承认进去喝了口水。素云把手里的碗放下,叫他这几天暂且不要去站上,先按防疫人员的要求报告接触情况。父亲不服气,说几十年的工友哪有不进屋的道理,但看女儿实在着急,最终还是没再争辩。
那阵子哈尔滨附近的傅家甸不断传出新的死亡消息。素云所工作的诊所很快被要求协助防疫,护士们不得不调整原有工作,学习怎样按新的要求接触病人、清洗器具和分开安置疑似病例。有些防护用品来得不够及时,一块棉布用来制作口罩之前,还要反复检查尺寸和贴合情况。冬天戴着口罩工作并不舒服,呼出的热气在布面凝成潮气,遇到寒风又冷又硬。素云开始时不太习惯,转身时容易被系带绊住,后来便在出门前请同伴替她检查一次。她明白这不是只靠一种器具就能保证安全的差事,却仍然愿意把能做的事情做认真。
有一天早晨,诊所来了一个年轻人,帽子上结着白霜,肩上扛着装煤的小车把手。他叫周小山,二十岁不到,原本在火车站替人搬煤和行李,近来生意差,便报名到临时防疫场所帮忙运送物资。他不认识素云,只看她站在门口核对名单,便问屋里能不能借到两副手套。素云告诉他手套要优先留给指定工作的人,不能随便借出去,随后又注意到他的手背冻裂,便拿来一些可用的敷料,让他先把伤口处理好。周小山笑说自己力气大,不怕干活,就怕没人让他干。素云告诉他,真到忙起来的时候,有的是力气活,只是必须按规矩做,不能想起什么便做什么。
接下来几天,素云几乎没有按时吃过一顿热饭。街区被划出不同区域,负责登记和巡查的人越来越多,往来人员需要接受检查,出现症状的病人被送往指定场所。许多患者的家属不愿分开,尤其当一个人已经病得很重时,亲人总觉得自己若不在旁边,便再也没有机会见上一面。素云负责记录病人的个人信息和接触情况,常常要在寒风中把一张纸反复展开,又重新折好。字迹有时被手上的潮气弄花,她只能回到灯下再核对一次。每记下一个姓名,后面都要附上住址、同行人员以及可能的接触信息。她过去从未觉得写字如此费力。
郭长顺终于还是被送来检查。那天他由一名熟悉的同事陪着,戴着一顶旧皮帽,帽檐压得很低。素云刚看见他,便觉得他比前几日瘦了一圈。郭长顺坐在登记桌前,先问沈德昌在不在,又说自己只是咳嗽,受了些风寒,按老规矩喝碗姜汤、在炕上捂捂便好了。素云没有接这话,只照规定询问他发病的时间、是否与此前的病人有过近距离接触,以及家里还有哪些人。他笑着说,素云如今学会摆医生的架子了,自己把她从雪地里背去看病那年,她还只会哭。素云握着笔没有笑,等他把咳嗽的手帕拿出来,看到上面暗红色的痕迹,才轻轻请旁边的工作人员安排进一步检查。
郭长顺得知自己必须留下,立刻站了起来。他家里还有妻子兰嫂和两个孩子,最大的刚满十二岁,最小的女儿连棉鞋都没有穿稳当。他说自己若几天不回家,屋里便没人劈柴,也没人去站上替别人结账。素云知道这些都是真的,便提出替他去通知家里,按照要求安排生活物资。郭长顺却不肯,说家人一定会以为他犯了什么大事,非要先回去一趟。旁边的防疫人员劝了几句,他越听越急,忽然抓住素云的袖子,叫她看在沈德昌的面子上,让自己从侧门先出去半个时辰。素云被拉得向前踉跄了一下,手中的笔落在地上,滚到桌脚旁。
她俯身捡起笔,过了片刻才说,自己不能答应。她尽可能平静地解释,这里不是让人受罚的地方,而是要先弄清病情,并防止可能的传播。郭长顺盯着她,好半天没有说话,最后慢慢松开手,把帽子摘下来放到膝上。他没有再骂,也没有再求人,只问能不能给家里带句话。素云点头,让他慢慢说。郭长顺想了许久,最终只说灶边的煤快用完了,孩子夜里睡觉时要把窗缝堵好,剩下的话等他自己回去再讲。素云把这些一一写下来,走出房门以后才发现纸边被自己攥得发皱。
素云赶到郭家时,兰嫂正在院里给孩子生火。她一听丈夫要留在防疫场所,便扔下火钳,问是不是已经确诊,素云有没有见过他,会不会有危险。素云告诉她目前正在进一步检查,但郭长顺的症状令人担忧,必须按规定处理。兰嫂听了仍想亲自去看,被素云劝住。站在一旁的大儿子突然问,爹是不是也会像那位远房亲戚一样死掉。兰嫂立刻喝止孩子,素云却没有随口许诺郭长顺一定会好起来。她看着孩子,说现在医护人员正在照顾他,家里也需要按要求接受进一步安排。兰嫂听完,扶着门框站了一会儿,转身回屋,把一双丈夫平时舍不得穿的厚袜子找出来,包好交给素云。
那天夜里,郭长顺的情况恶化得很快。素云并不在负责他治疗的病房里,只从同事那里陆续知道,他高热不退,呼吸越来越困难,医生和护士按照当时能够采取的措施持续照护。到了后半夜,一位同事来叫她帮忙核对登记表,她赶到时,门已经关上了。负责记录的人低声告诉她,郭长顺刚刚去世。素云站在走廊里,手里还拿着兰嫂准备的袜子,外面的风从门缝吹进来,使布包轻轻晃动。她知道自己必须去通知家人,脚下却迟迟没有动。几分钟以后,她把袜子放进一只纸袋,重新系好,才向门外走去。
沈德昌得知老友去世,很久没有说话。到了晚上,他把平时舍不得穿的厚棉袄从柜子里取出来,准备去郭家送柴火。素云担心父亲有过接触,提醒他现在不宜随意来往,必须继续遵守观察要求。沈德昌瞪着她,问是不是连替人送一点煤都不许了。素云说可以请负责物资的人帮忙,不一定非得他亲自去。父亲听了,把棉袄又放回柜子,坐在炕沿上,过了许久才问:“素云,假如那天求你放他出去的人是我,你也不答应?”她站在炉边,看见父亲两鬓已经白了,想了半天才回答:“我会想办法让你有饭吃、有炕烧,也会想办法让你知道家里人平安,但若是该隔离,我还是不能放。”父亲点点头,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
临近年底,伍连德组织的防疫工作逐步展开。有关肺鼠疫传播方式、口罩使用、隔离安置和铁路交通管理的要求陆续传到不同场所。素云第一次在会议说明中听见,医生们认为这种疾病不仅需要警惕鼠类及其相关传播环节,更必须高度重视病人呼吸道分泌物造成的近距离传染风险。她并不掌握全部实验依据,却很清楚眼前的病人死亡速度和普通疾病不同。临时建立的医疗与隔离场所愈来愈忙,医护人员也不断有人身体不适,工作人员之间互相提醒,一旦出现可疑症状就应及时报告,不能因为人手不足而硬撑。
周小山后来成了运送物资的熟手。他力气大,记性也好,谁家缺煤、哪间屋子需要新的水桶,他都能记住。素云曾叫他把一份名单送到另一处登记点,他去了半天才回来,解释说路上遇见一位老人跌在雪里,先帮忙找了人送回去。素云本想责备他耽误工作,听完却只要求下次先告诉值班的人,否则别人以为他走失,便会浪费更多工夫寻找。他笑着答应,又问素云是不是从来不犯错。她想起那晚没能交到郭长顺手里的厚袜子,说自己犯过,只是不愿在同一个地方再犯一遍。
旧历年关将近,积雪仍然没有融化。因为严寒与死亡人数增加,遗体的安置和处理成为异常困难的事情。素云在登记册里看到连续多日累积的数字,却几乎想不出那些数字对应着多少间屋子、多少个正在等人的家庭。防疫部门最终在获得许可后组织大规模焚化遗体,有些居民无法接受这样的做法,觉得死者至少应当得到熟悉的丧葬安排。素云也理解这种难过,她见过兰嫂如何把丈夫的旧衣服一件件叠好,甚至连破了一角的帽子都舍不得扔。但她也知道,当土地冻得无法开挖、大量遗体不能及时妥善安置时,工作人员必须面对严重的公共卫生风险。她没有试图说服每个人,更多时候只是把家属的问题记下来,交给能够作决定的人。
1911年初的一天,素云跟着同事路过临时安置场所,远远看见焚化遗体的烟在寒风里升起。她站住脚,发现身边几个年轻人都没有说话。周小山走在后头,怀里抱着一筐干净的棉布,见她停下,便也跟着望了一会儿。他忽然问,那些死去的人以后会不会只剩下登记册上的名字。素云说总有人记得他们,家里人、朋友、同事,都记得他们生前做过什么。周小山低头看了看怀里的棉布,仿佛觉得这个回答还不够,却也没有再追问。两人把物资送到指定房间,继续按名单清点,发现少了两条绳子,便又花了一刻钟去仓库寻找。
疫情的走势不是在某一个早晨突然变好的。最严重的日子过去以后,仍会有新病例出现,仍有人因发热咳嗽被送来检查,许多隔离中的家庭也要等待规定的观察期结束。素云每天查看登记册,发现死亡记录逐渐减少时,不敢像年轻同事那样立即高兴。她知道只要错过一个真正需要处理的病例,之前的努力便可能受到影响。可到了三月,街上确实渐渐出现了久违的变化:一些关闭许久的铺子重新整理门面,偶尔有车夫问起恢复运输的消息,街头买东西的人虽然还很少,却终于开始讨价还价。
兰嫂带着两个孩子来找过素云一次。她们度过观察期,身体没有出现明显异常,准备搬去亲戚家暂住。兰嫂把一包干净的布递给素云,说是郭长顺以前答应过要送沈德昌的东西,拖到如今才找出来。素云打开一看,里面是一条新的围巾,并不值什么钱,只是针脚十分密实。兰嫂说郭长顺总嫌沈德昌冬天领口不系紧,想替老友弄条暖和一点的。素云想告诉她那双厚袜子始终没能送进病房,却发现自己早已把袜子洗净、晾干、收进柜子,再拿出来只会使兰嫂难过。她最后只把围巾认真收好,问母子三人到新住处以后有没有足够的煤和食物,兰嫂说亲戚已经安排妥当,叫她不要再担心。
素云把围巾带回家,沈德昌拿到手里,先摸了摸布面,又把它搭在膝上。隔了一会儿,他站起来走到门口,面对街道站了许久。素云正在屋里给炉子添煤,听见父亲叫她,便走过去。沈德昌把围巾围上,问这样行不行。素云替他把一侧没掖好的布角塞进领口,说暖和得很。父亲看着街口,那边一个卖烤红薯的摊贩正在支炉子,火一烧旺,便有几个孩子围过去等着。他说郭长顺每年冬天都说自己不怕冷,原来背地里也知道给别人准备一条围巾。说完,便转身进屋,再没有提起老友的名字。
春天真正到来以前,素云仍旧到原来的防疫场所帮忙,整理尚未归档的登记表,逐项核对已经离开的受观察人员。周小山也留下做了一阵子杂务,空闲时开始向医护人员学习一些基本的卫生与护理知识,说自己以后也许能找份比搬煤更稳定的工作。素云看他把姓名、日期和住址一笔一画写进册子,想起他初来时连手套都没准备齐,却嚷着什么活都敢干,便忍不住笑。周小山问她笑什么,她说只是觉得他最近字写得好些。他立即把笔挺直,说等再练几个月,谁也看不出他过去是扛煤的。
一天傍晚,素云在站台附近办事,正赶上列车停靠。车轮缓缓减速,蒸汽从铁皮下面冒出来,穿棉衣的旅客提着包袱沿着指定的通道往前走。防疫人员依旧在现场核对有关手续,旅客中有人抱怨等得太久,也有人担心走错队伍。素云站在不远处,看见一个孩子嫌母亲走得慢,跑了两步,又被拉回身边。冬雪还没有完全退去,铁路两侧积着带灰的薄冰,站台边的风依旧冷得厉害。她忽然记起几个月前自己第一次接触那些死亡登记,所有人都在问列车何时才能重新开动。如今列车就停在眼前,车上的人急着到另一个地方去,根本没有时间去想冬天发生过什么。
回家路上,她经过郭家过去住的院子。门上的锁已经换了,窗纸也重新糊过,隔壁有人在烧饭,炊烟从屋顶慢慢升起。素云站了片刻,最后没有敲门,沿着积雪未化的巷子继续往前走。她想到郭长顺那天抓住自己的袖子,问能不能回家半个时辰。如今她已经不再需要回答这个问题,可每当回忆起来,仍然能清楚记得他的手怎样微微发抖。她把袖口拢紧,走到转角时,恰好看见父亲站在自家门前等她,脖子上围着那条新的布围巾。沈德昌没问她今天又忙了什么,只说饭已经热好,进屋便能吃。
真实历史与科学解读
1910—1911年东北暴发大规模肺鼠疫,哈尔滨傅家甸等地疫情严重。伍连德参与组织以隔离、口罩防护、病例报告、交通管理、医疗机构改造及遗体处理为重要内容的防疫工作;严冬中的遗体安置与1911年初获准实施的焚化措施,是历史记载中的关键难题。肺鼠疫可在人与人之间通过呼吸道传播,不能将其传播过程简单等同于鼠蚤介导的腺鼠疫。沈素云、沈德昌、郭长顺、兰嫂、周小山及其家庭均为虚构人物,具体隔离和家庭遭遇不是已知历史个案。史实参见文献[25–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