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白色病人
1882年,德国柏林
艾玛把那件白色衣料拿到窗前时,才发现袖口的针脚歪了一点。柏林的三月还很冷,屋顶积着前一场雪留下的污痕,窗玻璃内侧结了一层薄水汽,房东太太规定白天除非有人病得厉害,不许在楼上长时间烧炉子。艾玛只好把衣料铺到光线最亮的地方,俯身一针一针往前缝。她二十五岁,在一家缝衣铺接零活,以前手很稳,连最挑剔的顾客也少有退回她做过的裙装。近几个月,她却常常刚缝完半截就咳起来,针尖随着肩膀一颤,原本应该平整的线迹便偏出一点。她把错处挑开重新做,越做越慢,桌上等待交付的衣料也越来越多。
妹妹莉娜住在她的隔壁小间,只有十六岁,早晨在面包店帮工,下午跟着艾玛学裁剪。两姐妹小时候住在柏林郊外,父亲去世后才搬进城里。母亲前一年也因长期患病去世,留下的财物不多,除了几件旧衣服、一只缝纫篮和一张已经破损的全家照片,几乎没什么值钱的东西。莉娜总担心姐姐太累,早上出门前会把热水壶灌满,让艾玛少走几趟楼梯。艾玛嘴上嫌妹妹操心太多,等人走了,却会把那只水壶放到手边,免得咳嗽发作时连口水都找不到。
缝衣铺的老板娘已经提醒过她,下一批订单如果还交不齐,就不能再按原来的价钱付款。艾玛知道老板娘不是故意为难自己,顾客们为婚礼和节庆订做衣服,定下的日期总不能因为一个女工生病就全部推迟。况且她若做不好,铺里还有别人愿意接活。她每次咳嗽都尽量拿布捂住嘴,怕把白色衣料弄脏,更怕邻桌的人皱眉。偶尔有人建议她去乡下休养一阵,她便笑着问谁替自己付房租。那人往往回答不上来,只好说天总会暖和,等春天真正来了,身体也许会好些。
弗里德里希·阿德勒第一次见到艾玛,是在一家医院的门诊。她穿着并不厚的灰外套,坐在长凳最靠窗的位置,两只手把帽子捏得很紧。年轻医生按照平常的顺序问起病史,发现她咳嗽已持续很久,夜间常出汗,近来体重也下降不少。她说话时总想把最麻烦的症状轻描淡写地带过去,问起能不能继续工作,却比问自己的病情更加认真。弗里德里希让她坐直,仔细检查胸部,又询问家里是否还有其他人患过类似的病。艾玛说母亲去世前也咳了很久,随即改口,说母亲年纪大了,与自己应该没有关系。
弗里德里希刚在医院独立接诊不久,常觉得自己一天里最难回答的不是医学问题,而是病人关于生活的询问。有人问什么时候能回工厂,有人问这一场病会花多少钱,还有人问孩子是否会像自己一样患病。医学书上对某些症状和器官变化描写得很详细,却很少告诉一位年轻医生,怎样回答这些具体而急迫的追问。他只好尽可能认真记录,再根据已有的临床知识提出建议。有几次,他下班后重新翻阅当天的记录,希望找出遗漏的线索,但第二天坐在同一张桌前,仍然会遇见无法仅靠书本解决的情况。
艾玛被怀疑患有结核病。对于这种病,病人与医生都不陌生。它可能持续多年,使患者逐渐消瘦、乏力、发热和咳嗽,有些人在病程中看似好转,不久后却再次恶化。在当时的医学界,人们已经讨论过结核的传染性,也开展了相关动物实验,但疾病的病原学证据尚未以后来那种清晰的方式被确立。弗里德里希的上级医生霍夫曼关注病房中的临床过程,常让年轻医生留意患者居住环境、营养和身体状况,认为这些条件虽不能解释所有病例,却会明显影响一个人能否承受漫长的病程。
艾玛并不在意医生们对疾病起因有什么不同主张。她只想让咳嗽尽快减轻,以便回去做完那批订好的衣服。弗里德里希建议她尽量休息,并仔细讨论如何减少对同住亲人的风险。艾玛听完苦笑,说房间就那么大,窗户外面挨着另一栋楼,连晒被子的地方都没有,莉娜晚上还得跟自己共用一只小炉子。医生知道她说的都是事实,便向医院的慈善事务人员打听是否有可申请的帮助,也提醒她不要为了赶工而忽略身体已出现的明显异常。他说得很认真,可艾玛离开时还是把手放在门边,问下周可不可以只来取药,不必等很久,因为她有一批衣服必须赶在星期五前送走。
几天以后,弗里德里希在医院的会议室听到新的研究消息。柏林的罗伯特·科赫正在研究结核病,试图通过特别的染色、培养及动物实验,把长期以来仍存在争论的病因问题弄得更清楚。弗里德里希对于科赫并非完全陌生,过去几年已经听人谈起他在炭疽和创伤感染方面的细菌学研究,知道他尤其重视显微观察、培养过程与疾病之间的证据联系。可结核病与普通实验室里容易处理的细菌不同,患者身体里那种被怀疑与疾病有关的微小生物,不容易通过通常的染色和培养条件得到可靠观察。弗里德里希听见同事谈到这些困难,第一反应是问,那是否意味着很快会出现一种新的治疗办法。
回答他的是一阵沉默。年长的霍夫曼把桌上的讲义合起来,说弄清病因和找到治疗办法相隔很远,不能因为一项研究出现了令人振奋的结果,就向病人承诺还没有的东西。弗里德里希知道上级说得有理,心里却仍然存着期待。他每天接触的病人太多,有些人病情来得突然,有些人拖了几年才终于无力行走,医生能够做的往往十分有限。若是有人能够指出疾病背后真正的原因,至少不必再把所有希望都放在气候、休养和各种缺少可靠证据的经验疗法上。
三月二十四日,科赫在柏林生理学会的会议上报告了结核病病原体的研究成果。弗里德里希并不在那间历史上著名的报告厅里,他值的是当天的门诊班。后来,一位参加会议的同行回到医院,向几名年轻医生谈起科赫展示的观察、培养和接种研究,强调这并不是仅凭一张显微图像做出的判断,而是通过相互关联的一系列实验,使结核病与特定微生物之间的关系获得了远比从前更坚实的支持。弗里德里希听完,把手边的笔记本翻开,记录下几处关键细节,又与同事借阅了有关研究的进一步材料。他不敢声称自己完全掌握其中方法,却意识到这可能是医学史上非常重要的变化。
消息传开的速度比弗里德里希预想的快。医院里有人兴奋地谈论新发现,也有人提醒同伴保持审慎,因为任何新理论最终都必须接受更多研究的检验。负责管理病房的一位护士问,倘若结核真与特定的细菌有关,是否意味着所有患者都应该立刻隔离。年轻医生们意见不一,一部分认为应更重视防止传播,另一部分担心医院现有空间和家庭居住条件根本无法满足理想安排。霍夫曼最后要求大家先把可靠的新证据读清楚,再结合医院能够做到的事情讨论改进,不准把尚未制定的规定私自讲给患者,更不许为了表现得懂得更多而散布未经核实的办法。
弗里德里希回到门诊时,艾玛正坐在上次的位置。她带着一小包刚做完的衣服,准备趁等候时交给前来取件的顾客。她看起来比上一次更瘦,帽子下露出的额发被汗水沾在额头上。莉娜陪在旁边,一见医生便站起来,急着说明姐姐近来咳得厉害,晚上有时连觉都睡不好。艾玛打断妹妹,说她总爱夸大事情,自己前天还做完了一件整整齐齐的衬衣。弗里德里希请她先坐下,仔细问过症状,再核对此前安排的检查。他没有立即提起新闻里的发现,因为他知道,即使病原学研究取得进展,也不能自动改变艾玛眼下的生活处境。
检查以后,艾玛反而主动问起新消息。缝衣铺里有人听说柏林的医生终于找到了结核病的细菌,已经开始猜测医院很快会发放特效药。艾玛原本并不喜欢听别人的传闻,可这一次她愿意相信,因为一个人如果能明确知道病从哪里来,总该有办法把它赶走。弗里德里希认真解释,新研究使医生更加有把握理解疾病的病原,但眼下并没有一种能够保证治愈她的药物。艾玛听完,脸上的希望慢慢淡下去,过了一会儿才问:“那么,知道是谁使我生病,对我到底有什么用?”
这不是一句责备。她是真的想知道。弗里德里希把自己的话重新整理了一遍,告诉她,了解病原可能改变今后的预防和研究方向,也能够帮助医生以新的方法理解不同患者之间的联系,但对于她目前的病程,仍然必须认真处理症状和生活安排,不能许诺暂时没有的治疗。他说着说着,发现自己与上级在会议室里讲过的话并没有太大区别,只是那些话放在艾玛面前,便显得沉重许多。艾玛低头看着帽子边缘,一只手不断搓着布带,半天才说,自己最怕的不是咳嗽,而是妹妹也跟着病倒。
莉娜立即抬起头,说自己不会因为这样便离开姐姐。艾玛却把脸转向一边,不肯看她。两姐妹几乎从来没有分开生活,小时候睡一张床,长大后虽然各有各的铺位,也仍然在同一个狭小房间里做饭、吃饭、收拾衣服。弗里德里希无法用一句话替她们解决住房问题,只能结合当时能够提供的医学与社会资源,尽量讨论减少风险的方法,并向医院求助人员询问是否能为她们安排更合适的支持。听到“另找住处”时,莉娜立刻问每个月需要多花多少钱;医生尚未回答,她便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皱巴巴的纸,那里记着两姐妹上个月的收入和房租。
弗里德里希看了那张纸,没有要求她交出来。他知道自己在医院里写下的任何一项建议,只要涉及钱和居住条件,都可能使一个家庭陷入更加难办的处境。医院工作人员后来帮忙联系了一处能够提供一定帮助的慈善机构,但手续并不轻松,名额也有限。艾玛为此多次往返,病情时好时坏,仍然坚持把已收下订金的衣服做完。缝衣铺老板娘最后同意把较重的活分给其他人,只让她在身体允许时做一点轻巧的缝补。艾玛嘴上答应,回家以后却常常悄悄加班,直到莉娜发现她又咳得弯下腰,才把针线从她手里拿走。
五月的一天,弗里德里希去街区探访患者,经过两姐妹住的房子,便顺路上楼看了一眼。房间里的窗户半开着,街上传来卖菜人的叫喊声,屋里比上次暖和许多。艾玛坐在窗边,膝上放着一件小孩穿的短上衣,正在替人补一处撕开的袖口。见到医生,她有些不好意思,把针线放到桌上,说今天感觉好,才多做了一点。弗里德里希没有像上次那样急着劝她休息,先问最近睡得如何,吃饭是否比前些日子好些,又核对了她目前的照护安排。艾玛一一回答,随后把衣服翻过来,让他看刚补好的地方,问是不是几乎看不出来。
弗里德里希不懂缝纫,只知道补过的袖口确实整齐,便如实说看不出破损的地方。艾玛听了很高兴,说若能继续做一点小活,至少不用把所有负担都推给妹妹。莉娜从面包店回来,见医生在屋里,便急着问姐姐今天有没有按规定休息。艾玛反问她是不是又忘了买面包,两个人为这一点琐事拌了几句嘴,随后都笑起来。弗里德里希坐了一会儿,没有打断她们。屋里很小,家具也旧,窗台上放着一盆快要干枯的植物,艾玛却仍然把每件衣服叠得整整齐齐,桌上的针线也按颜色收在木盒里。他忽然意识到,自己之前在病历上写下的“结核患者”,原来还意味着一个在乎袖口是否平整、担心妹妹吃不上饭、无论如何也舍不得丢下手艺的人。
离开时,莉娜追到楼梯口,问他姐姐是不是有希望恢复得更好一些。弗里德里希说目前只能根据病情变化继续观察和照护,不能凭一次探访作出保证。莉娜点点头,手里还攥着刚买的两只面包,过了一会儿又问,科赫先生发现细菌的消息是真的吗。医生说是真的,这项研究非常重要。莉娜望着他,似乎想再问,最终却只说了一句谢谢。她转身上楼,脚步声沿着木楼梯逐渐远去。弗里德里希在楼下站了片刻,直到身后的门关上,才继续往医院走。
那天傍晚,他回到医院,发现桌上多了一份刚送到的医学刊物。上面讨论结核病的病原学研究,也提到由此可能改变的公共卫生认识。几位同事围在一起争论实验方法,他本来想加入,忽然又想起艾玛放在膝上的小短衣和莉娜手里那两只还带着热气的面包。他拿起刊物,坐到靠窗的地方,慢慢读了起来,遇到重要的观察便做笔记,碰到尚未弄清的问题也照样记下来。灯亮以后,外面下起细雨,病房方向传来推车经过的声响。他合上书,准备去查夜间的患者记录。
走到走廊尽头,他遇见一位护士,正在把一叠新洗好的布送进库房。护士问他今天有没有读到科赫的新研究,自己听其他医生说得十分激动,却还没弄清它能怎样帮助病人。弗里德里希说读到了一部分,意义很大,但治疗仍有许多问题要做。护士说那便等他们以后慢慢研究,眼下这一叠布却得先送过去,否则夜班又要抱怨东西不够。弗里德里希替她扶住门,等布全搬进屋,才继续往病房走。
医院的钟敲了八下。那天夜里,他还有几位患者要看,其中一位是咳嗽多年的老人,另一位则是刚进城不久的年轻工人。弗里德里希把他们的病历拿出来,放到同一张桌上,发现两个人的症状有许多相似之处,居住环境和生活经历却差得很远。他想起上级医生那天说过的话,知道病原学的进展将改变人们对疾病的理解,却仍然无法替每个人预先写好接下来的命运。他把病历分开放好,拿起听诊器,敲开第一间病房的门。
真实历史与科学解读
1882年3月24日,罗伯特·科赫在柏林生理学会报告结核病病原体研究成果。其工作结合了特殊染色、培养条件及动物实验,为结核病的细菌病因提供了关键证据,但并未同时产生能够可靠治愈患者的抗菌药物。此前也已有研究者讨论并实验性探索结核病传染性,不能将所有病原学认识归功于同一天的报告。弗里德里希、艾玛、莉娜、霍夫曼及其生活、诊疗对话均为虚构;其经历不对应已知的科赫演讲现场记录或具体历史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