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港口的鼠
1894年 · 中国香港
五月的香港已经热得使人没有脾气。陈福每天黎明前起身,从上环的一条窄巷走到海边,天还不亮,码头却早已有人等着开工。堆在岸边的麻袋沾着潮气,绳索勒进手掌,货船上的水手用各种口音催促搬运,听不明白的时候,领工便替他们骂上两句。陈福今年三十二岁,做这行快十年了,知道哪一种木箱底部容易松,哪一种袋子看着不重,里面却装着吸足水的谷物。只要一趟活做完以后肩膀还肯听使唤,他便觉得一天不算太坏。最近麻烦的不是天气,而是码头上的人突然少了,有时昨天还一起抬货的工友,第二天便再也没有出现。
最初没人把这些缺席当成一件事。码头上流动的人太多,有的攒够船费回乡,有的换到另一家货栈,还有的跟领工争吵过一次便不再来了。何荣也消失了两天,陈福以为他又去找那位住在西营盘的表兄借钱。何荣三十出头,脸宽,嗓门大,每次领到工钱都要先买一碗带肉的面,剩下的才拿回家。第三天,一个卖茶的老人告诉陈福,何荣躺在家里,发着高烧,腋下肿起一块东西,疼得碰都碰不得。陈福正在搬一卷粗绳,听完只停了一下,问那老人有没有请医生。老人说早请过了,可隔壁几户人家也有人病着,谁都说不出究竟是什么病。
陈福的妻子阿蓉在家替人缝补衣服,生意好时也帮附近的妇人洗一些不太脏的细布。他们有个七岁的女儿阿兰,正在学认字,每次看到铺子门口写着大字的招牌,都会故意停下来问父亲念什么。陈福认得的字不比孩子多多少,遇上复杂的字,便哄她说回家问母亲。阿蓉比丈夫识字多一些,能看懂房东留下的收租字条,却不大喜欢让女儿到处告诉别人自己认得什么字。家里的钱刚够日常开销,屋子租在上环的旧楼里,三户人家共用一条走道,雨天屋顶滴水,孩子夜里咳嗽时隔壁的人也听得清清楚楚。
阿蓉听说何荣病倒,让丈夫先不要过去探望。陈福不高兴,说何荣替自己顶过两回工,一次是他母亲生病,一次是阿兰发烧,欠的人情不能说忘便忘。阿蓉没有再拦,只从篮子里挑了几只完整的鸡蛋,用旧布包好,又拿一小包盐让他带上。她说倘若那边实在缺东西,便把钱留一点,别在屋里逗留太久。陈福出门时,阿兰还在门槛上练写自己的姓。他叫女儿把纸拿到屋里去,别让风吹进水沟,随后才沿着熟悉的石阶往何荣家走。
太平山一带的房屋挨得密,巷子曲折,白天也有照不到日光的地方。陈福在一个低矮的门洞前站住,里面传出小孩哭声,空气混着煮药、污水和久不通风的味道。他敲了半天门,何荣的妻子才把门打开一道缝。女人的头发乱着,眼睛红肿,说丈夫已经两天没吃下什么东西,只顾发抖,偶尔清醒便要水喝。她不肯让陈福进去,怕传染,又怕邻居看见之后到外面说闲话。陈福把鸡蛋和盐递进去,摸出一点钱塞在她手里,问需不需要帮忙抬人去医院。女人立即摇头,说楼下有人已经被带走了,到底送到哪里,家人也没有问明白。
那天下午,码头上传来更多消息。有人说城里闹的是鼠疫,有人说这种病从广州传来,还有人把病与太平山的污水、潮湿房屋联系起来。殖民地当局开始采取检查、隔离和清洁措施,街上陆续出现穿制服的人,挨家挨户询问病人。有些居民配合,有些拒绝开门,更多的人是听不懂对方急促的英语,只能看着翻译的脸色猜测发生了什么。陈福所在的货栈也有人来检查,领工要求大家清理堆积的破麻袋,把潮湿发霉的木板搬到院外。陈福捡起一块被老鼠啃过的木板,看见边缘留下许多细密的齿痕,心里发毛,却又觉得货仓哪里没有老鼠,单凭这点痕迹实在不能说明什么。
几天以后,何荣死了。消息是他妻子托人送来的,没有丧礼的安排,也没写明遗体如何处理,只说请陈福看见了便去一趟。陈福下工后赶到巷口,发现前面聚着不少人,有警察,也有背着药箱的卫生人员。有人正搬出几件旧家具,木脚在石地上拖出刺耳的响声。何荣家门口的女人哭着争辩,说那张小桌子是陪嫁时母亲给她的,不该一起搬走。翻译重复了几遍清洁消毒的要求,声音越来越不耐烦。陈福站在人群后面,看见木桌的一只抽屉掉在地上,里面滚出几个磨得发亮的铜钱,还有一张孩子画的鱼。
他想过去帮忙,把画捡起来,却被一位穿制服的人拦住。对方伸手指着后面的街口,叫他不要靠近。陈福听不清那人的英语,便用手比画,说自己只是认识死去的人。翻译走过来,让他先退后,又提醒他附近有人患病,聚在这里没有好处。陈福一向不喜欢受人喝令,可那天没有争吵。他看见何荣的妻子抱着小儿子站在门边,孩子光着脚,脚背上都是灰。她的嘴唇动了动,像是要叫他的名字,最后却只把孩子往怀里搂得更紧。
香港这座港口原本就有很多不同的声音。码头上讲广东话、客家话、英语和其他语言的人混在一起,做买卖的时候,手势往往比完整的话管用。但在疫病暴发的日子里,一句话没听清,就可能变成一场争执。一些居民认为被带走的病人得不到妥善照顾,担心医院会按陌生的方式处理他们的亲人;公共卫生人员则担心病人留在拥挤的房屋里继续传播疾病。双方都有自己害怕的事情,却不一定有耐心把恐惧解释给对方听。陈福后来从一位认识医院伙计的工友那里得知,东华医院、其他临时医疗场所和检疫设施都卷入了这场风波,连一些原先不太愿意接触的机构,也不得不商量如何安置病人。
何荣死后,陈福停工半日,替他的妻子去找过几次亲戚。她想带孩子到别处暂住,房东却要求先结清欠租。陈福把自己的工钱拿出一点,回家时故意没告诉阿蓉。他以为妻子不会发现,结果晚饭刚吃一半,阿蓉便问今天是不是只领到了半天的钱。陈福犹豫一下,还是把事情讲了。阿蓉没有责备,只拿出账本算了一阵,说这个月的米钱得省些,阿兰原想买的那双布鞋也要等等。阿兰坐在一旁听着,问何叔叔以后是不是再也不来家里吃饭了。夫妻俩看着她,谁也没有回答得很清楚。
进入六月,城里的卫生措施更加紧张。各处传出不同消息,太平山一些房屋被关闭、清理甚至拆毁,人们拖着包裹离开熟悉的住处。陈福在码头上看见几只装着旧床板的车子,车夫嫌里面有异味,不肯再往前推。另一个人说,城里来了外国医生,要在病人身上寻找致病的东西。陈福听完,只问医生能不能使人不再死去。传话的人笑他说得太急,病从哪里来都没弄明白,哪能立刻治好。有人提起从日本来的北里柴三郎,还有一位从法国方面来的耶尔森,称他们都在研究疫病。谁先到了哪一天、谁在显微镜下看见了什么,码头工人很难说清;只知道那些平时不曾出现在报纸上的细小生命,突然成了城里许多人讨论的事情。
一次卸货之后,陈福被派去替卫生人员搬几只木箱。箱子里装着器具和瓶瓶罐罐,领工叮嘱他千万不能乱碰。货物送到一处临时使用的房子时,陈福看见室内摆着桌子,窗前有一台精巧的显微镜,旁边放着洗净的玻璃器皿。有人穿白色外衣,正俯身检查一份标记过的材料。陈福没有资格进里间,只把木箱放下,等着签收。他看见那人把眼睛凑近镜片,停了很久,便忽然想起何荣临终前发肿的腋下。一个活人死去,留下妻儿和一间被搬空的屋子;另一个人却要把眼睛凑到玻璃后面,寻找几乎没人看得见的东西。陈福无法判断这两件事之间的距离到底有多远。
离开时,一位会说广东话的年轻助手给他签了收条。陈福忍不住问,是不是已经找到使人患病的东西。助手说研究人员正在检查病人的材料,有些发现很重要,但自己不能随意替医生下结论。陈福又问,若是找到了,何荣那样的人能不能救回来。助手望着他,没有拿一套艰深的理论搪塞,只说现在还没有那样的办法。陈福把收条折好放进衣袋,慢慢走回码头。他不是第一次听见这种回答。只是过去,人们常说不知道病从哪里来;这一次,竟有人说可能知道是什么引起了病,却仍然救不回眼前的人。
阿蓉最近越来越担心阿兰。有一天夜里,孩子睡得不安稳,额头有点热,她便坐在床边,一次次用手背试温。陈福从码头回来,看见妻子连饭也没吃,心一下沉了。他蹲在床边听女儿呼吸,孩子却被吵醒,埋怨他手太凉。第二天请人检查后,阿兰的热退了,仍然有精神争着吃早饭。阿蓉这才肯靠在门边歇一会儿,神色疲惫得像好几天没睡过。陈福把准备去码头穿的外衣放回钩上,留下来替妻子烧水。他看着那件被海水和汗浸得发硬的上衣,突然不知道明天是否还应该穿着它进门。
何荣的妻子后来带着孩子去了亲戚家。临走前,她托人送来一只小木盒,里面放着何荣生前常用的量绳木尺和两枚磨平的铜钱。她说搬家带不了太多东西,这些送给陈福留个念想。陈福打开木盒,见木尺边缘刻着短短的线,顿时记起何荣每次接到大宗货物,都喜欢拿它敲敲箱子,装模作样地告诉年轻工人做事要有准头。他把木尺放进抽屉,阿兰想拿来玩,他也没有答应。那晚他又梦见何荣,梦里两人在码头抬一只很重的箱子,何荣说这东西里头装的不是货物,是石头,他便笑着骂对方力气越来越小。醒来时,窗外有船鸣笛,天还没有亮。
夏季过去以后,香港的疫病仍给城市留下许多伤口。陈福照旧在码头做工,肩上旧伤偶尔发疼,阿蓉继续缝补衣服,阿兰的字也终于认得比父亲多了。他们很少再提起何荣,不是因为已经忘记,而是活人每天总有许多事要做:房租要交,米要买,潮湿的被褥得等晴天搬出去晒,孩子长高以后,旧鞋底又会把脚磨破。有时在货栈里,陈福会听人提起那些研究细菌的医生,说他们把造成鼠疫的病原体辨认出来了。他认真听完,问问有没有新的防病办法,接着便回去搬货。旁人把这当成一件大新闻,而他仍旧记得的,是何荣家的小木桌被搬走时,那张从抽屉里掉出的、画着一条鱼的纸。
九月的一天,陈福终于攒出些余钱,替阿兰买了一双新的布鞋。女儿穿上以后在门口来回走了三趟,嫌鞋带不够漂亮,阿蓉便找来一截旧丝带替她换上。天色渐晚,外面又开始下雨,陈福坐在门边修理一段磨损的绳子。雨从屋檐流进窄巷,水沟里的树叶被冲得打转。忽然有一只老鼠从墙角钻出来,贴着潮湿的墙根跑过去,转眼便没了踪影。阿兰惊叫了一声,陈福抬头看见,起身拿起扫帚,却已经找不到那只老鼠。他把门槛旁的杂物移开,仔细检查了一遍地面的缝隙,直到妻子叫他吃饭,才把扫帚放回门后。
真实历史与科学解读
1894年5月香港发生严重鼠疫,太平山等人口密集地区的居民、东华医院与殖民地卫生当局都受到深刻影响;隔离、入户检查、消毒和房屋处置措施引发社会争议。北里柴三郎和亚历山大·耶尔森先后在香港研究鼠疫病原体,但发现过程及优先权的历史解释不宜简化。鼠蚤传播机制的关键实验证据在随后几年逐步出现,并非1894年已被完整确立。本章陈福、阿蓉、阿兰、何荣一家、码头生活与具体对话均为虚构;有关防疫措施与医学研究的时代背景参见文献[2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