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四章 不同的体重
2006年,美国圣路易斯
艾米丽接到妹妹电话的时候,正站在一间布满电脑的办公室里。屏幕上排列着复杂的微生物测序数据,几位年轻研究者围着一张图讨论老鼠的能量代谢,谁也没有注意到窗外开始落雨。她把手机带到走廊接听,妹妹劳拉一开口便问,报纸上那篇关于肠道细菌和肥胖的报道是不是与她最近参加的研究有关。艾米丽说自己确实在学习相关领域的工作,但报道里的很多说法并不是研究者直接得出的结论。劳拉沉默片刻,说她最近又开始控制饮食,如果肠道里真的有能让人变胖的细菌,为什么不能直接把它们清除掉。
艾米丽已经四十岁,研究经历比十年前丰富许多。她早年做过培养和分子检测,现在与一支研究宿主代谢的团队合作,尝试理解肠道微生物群落与能量利用之间的关系。她能够读懂大部分实验数据,也十分清楚,要把小鼠体内观察到的现象推广到人的日常生活,远不是给一张图换个标题那么简单。可是她每次回家,亲戚最关心的仍然是她有没有找到某种对健康有益的细菌,能不能给家人推荐一份简单的食谱。
劳拉在学校教音乐,工作时间长,常常过了中午才能吃饭。她年轻时喜欢骑车,如今膝盖容易疼,出门锻炼渐渐少了。她并不喜欢谈体重,却经常在家庭聚会上被人劝少吃甜食,久而久之便不愿参加聚餐。艾米丽知道妹妹为此难过,也知道把她的处境解释为一种肠道细菌过多,既不准确,也谈不上真正的帮助。她在走廊里向劳拉解释,动物研究有时可以通过控制遗传背景、饲料和生活环境来检验某种因素的作用;人却生活在复杂环境中,体重变化还与许多生理和社会因素相关。电话那头安静了一会儿,劳拉说这些话她都听懂了,但听完依然不知道自己明天该怎么办。
电话结束后,艾米丽把手机握在手里,没有立刻回会议室。劳拉过去总能在家庭聚会上弹起钢琴,让一屋子人跟着唱歌,现在却因为反复听到关于体重的评论,越来越少出席这样的场合。艾米丽知道妹妹期待的并不只是一张营养表,她更希望得到一种无需不断向别人解释自己身体的生活。走廊尽头有人推着设备车经过,她让开路,回到实验室,把原先想给劳拉转发的新闻链接删掉,改约周末一起吃饭。
当天午后,艾米丽回到会议室。研究者正在比较不同实验动物的微生物组成和能量获取能力,其中一些结果提示,宿主与微生物之间的联系可能比人们过去认识得更加紧密。一名年轻同事兴奋地说,如果细菌可以改变能量利用效率,未来或许能够通过微生态干预帮助一部分患者。另一位研究者提醒,眼下实验涉及特定动物、特定饲养条件和特定样本,不能因为机制具有吸引力,就直接推断到所有人群。艾米丽听着争论,在笔记上写下一行提醒:不要把“可能参与”改写成“唯一原因”。
晚上,她没有立即回公寓,而是绕道去了超市。货架上摆满各种标着低脂、高纤维和营养均衡的食品。她站在冷藏柜前,看见一排包装鲜艳的发酵乳制品,广告词里写着“健康菌群”和“轻盈生活”。艾米丽忽然想起劳拉那句近乎恳求的提问。她拿起一瓶酸奶,读完配料表,又放了回去。包装上的许多说法不一定没有合理成分,但作为研究人员,她知道不能仅凭一行营销词语便判断它能对某个人产生怎样的效果。
艾米丽与一位统计学家在会议前核对图表,发现其中某条曲线在纳入更多样本后出现明显变化。那位同事说数据越多未必自动解决所有问题,如果不同动物组之间还存在饲料或饲养环境差异,就必须认真检查这些条件。艾米丽想起自己早年做培养时总相信重复实验会让结果更加清晰,后来才知道重复只有在条件适当时才真正有意义。她将报告里的“关键菌群模式”改成“在特定实验条件下观察到的群落差异”,又补了一张显示实验设计的表。
统计学家请她重新看动物饲养日志。两组小鼠分别放在不同的架位,饲料虽然来自同一配方,却并非同一批次。艾米丽逐项核对,发现几条被忽略的环境记录可能影响原先的解释。有人觉得这样的检查会冲淡故事,她却想到妹妹听见‘某一种细菌导致肥胖’时的期待。如果研究者自己都没有排清楚实验设计中的差异,外面的人只会把更复杂的结论听得更加确定。她把这页日志扫描存档,并为下一次实验提出随机分配和更详细记录的建议。
更换展示图之前,艾米丽先去了一趟动物设施。管理员带她经过几排饲养架,指给她看笼位、饮水瓶与每日环境记录的放置方法。他没有谈论任何复杂模型,只问研究人员下次若想比较两组动物,是否愿意事先把这些条件写进方案,而不是在看到结果之后再回头寻找差异。她答应下来,同时意识到这意味着原定的汇报需要延期。报告负责人在电话里沉默了片刻,问能否至少保留那张醒目的曲线作为开场。艾米丽说可以讲它为何引起兴趣,但必须同实验条件放在一起讲,不能让人误以为曲线已经给出了人体减重的方法。
会议前夜,她与统计学家重新排了幻灯片顺序:先交代动物分组与饲养条件,再展示研究观察,最后说明哪些问题尚需在不同条件下复核。修改后的屏幕没有先前那么鲜艳,甚至留出一整页来呈现那些未能充分记录的因素。团队有人担心听众会以为实验失败,艾米丽却想到劳拉在电话里问过的那个问题——明天究竟该怎么办。若研究报告把尚不能用于个人决定的线索伪装成建议,答错的代价便不会只停留在实验室。
演讲结束,一位听众没有问她能否找到所谓的“肥胖菌”,而是询问下一次实验最想补齐什么证据。艾米丽指了指那张环境记录表,说她希望首先知道,在不同饲养批次和更清楚的控制条件下,观察是否仍然稳定。散会后她给劳拉发去一条简短消息,问周末约好的晚饭是否还算数。妹妹回复一张儿子画的菜单,上面只写着汤、面包和蛋糕,没有一个关于体重的数字。她盯着手机笑了起来,把尚未写完的研究摘要暂时放到一边。
第二天上班,艾米丽在办公室看到一封来自新闻编辑的邮件,询问能否用一句话说明某种细菌是否使人肥胖。她想了十分钟,写下两句话,解释现有研究是在特定条件下观察肠道微生物与宿主代谢的关系,结果不支持用某个菌种对所有人的体重作确定判断。编辑回信说内容很准确,但标题恐怕不够醒目。艾米丽看着邮件笑了笑,把它存进工作文件夹,没有再为了更响亮的标题改动结论。
周末,劳拉带着儿子来到圣路易斯。孩子比上一年长高不少,一进门便往厨房跑,说自己饿了。艾米丽准备了简单的晚饭,妹妹看见桌上的面包和汤,笑着问是不是因为她的电话,姐姐才特意没有做甜点。艾米丽解释只是来不及烤蛋糕,劳拉却有些不自在,像是已经习惯别人围绕她的体重调整菜单。饭后,姐妹俩把碗盘放进水槽,劳拉突然问研究人员是不是能够看着一份粪便样本就知道一个人吃过什么、以后会不会得病。艾米丽告诉她,有些饮食习惯可能在微生物组里留下统计信号,但个体推断远没有那么直接,尤其不能把某个人未来的疾病归结为一次检测。
劳拉来访的晚上,外甥拿出学校做的一份食物记录作业,兴奋地向姨妈介绍自己最喜欢的早餐。他在纸上画了橙汁、面包和一大碗谷物,旁边还画了一只正在偷面包的狗。劳拉看见孩子的作业,突然说自己年轻时从未觉得吃饭是一件必须向别人解释的事情。艾米丽把盘子收走,告诉她今后在家里吃饭不用汇报一整天摄入了什么,大家按自己的需要和健康建议合理安排就好。那一晚她们没有再谈体重,只聊起小时候父亲总在周末做的土豆饼。
饭后,劳拉坚持同姐姐去附近的小店散步。经过橱窗时,她停在一件喜欢的蓝色外套前,看了看标价,随后说也许哪天愿意再试穿。艾米丽没有像过去那样建议她先改变体重,只说这颜色很好看。姐妹俩在街角等红灯,劳拉忽然承认,自己有时很难忍受别人把一切困扰都归结为没有足够自律。艾米丽想了想,说实验室里最需要警惕的恰恰也是这种单一解释,它往往让问题看似简单,却遮住了许多真正需要研究的部分。
第二天清晨,艾米丽陪外甥到附近公园玩耍。孩子在草坪上追一只不断跳开的松鼠,劳拉坐在长椅上看他。天气很好,公园里不少人跑步或遛狗。劳拉说自己最近总被建议尝试新的减重方法,每个人说得都十分肯定,结果却彼此矛盾。艾米丽问她是否愿意先同熟悉自己健康状况的医生讨论,劳拉说愿意,只是不想每次咨询都被人简单归咎于缺乏自制力。姐妹俩没有继续争论饮食和微生物,她们在公园里坐到孩子玩累,随后一起回家。
十二月,研究团队读到关于肥胖相关肠道微生物组的新论文。一些数据提示,不同宿主状态与微生物群落组成及微生物能量获取潜力有关,新的研究由此提出许多可检验的问题。艾米丽想到那些有价值的发现,也想到公众媒体很容易把复杂结果浓缩成“某类细菌让人变胖”。她在一份给合作单位的说明稿里,把“发现肥胖的微生物原因”改成“研究肠道微生物与宿主代谢之间的关联及潜在机制”。年轻同事觉得标题没有原来响亮,她说是没有原来响亮,但更接近实际工作。
公开报告发布前,团队讨论是否要用一张色彩鲜艳的示意图突出‘关键肥胖菌’。艾米丽要求删去那个箭头过于确定的版本,换成包含宿主、饮食和微生物群落的多因素研究框架。宣传人员担心公众看不懂,她提议把研究中的一种可能机制写成清楚的短句,并在旁边标明动物实验的条件。她没有因此认为论文会变得乏味,只是知道面对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时,含糊与夸大都并不体贴。
临近圣诞节,她收到妹妹寄来的卡片。卡片里夹着外甥在公园画的松鼠,劳拉还写了一小段话,告诉她自己最近开始规律地参加一个适合膝盖状况的活动课程,感觉比不断尝试陌生食谱更容易坚持。艾米丽把卡片钉在办公桌边,没有把这件事当成研究取得了什么成果。她看了一眼电脑上的数据,继续检查样本的来源和饲养条件。窗外天色渐暗,学生开始收拾书包,实验室另一端有人将一批标签核对好的样本放入低温柜。艾米丽站起来,准备在下班前把第二天会议需要的图表打印出来。
真实历史与科学解读
2006年,Turnbaugh等人在《自然》发表有关肥胖相关肠道微生物组及能量获取潜力的研究,推动宿主代谢与微生物生态关系的讨论。文中艾米丽、劳拉及家庭情节均为虚构,亦不代表某项真实研究的受试者经历。微生物组与体重的关系并非一对一的确定因果,也不能据此推荐未经验证的个人化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