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没有万能药

杜然把一张统计表放到程屿面前时,正好是午饭时间。实验室里只有几个人,窗外那条小路上不断有学生向食堂走去。程屿本来已经合上电脑,准备下楼买一份米饭,看见表里突然多出的一整列数字,又把椅子拉回来。杜然说他按照上周重新核对的病历,把采样前一段时间是否使用过抗菌药物的信息补了进去,结果很不好看。原先在两个研究中心之间差异最大的几种细菌,调整以后变化幅度明显减弱;还有两个本来与疾病分组相关的特征,在排除近期用药者之后不再有那么强的信号。程屿问记录是否完整,杜然摇头,说只有一部分能查清楚,另一些人当时没有留下足够详细的信息,不能凭电子病历里的空白推断他们没有用过药。

程屿看了几分钟,先问他为什么没有给缺失记录单独编码。杜然说自己只是做探索性检查,还没把结果放进正式模型。程屿便让他把原表和修改记录一起保存,再做两种不同假设下的敏感性分析。杜然听完,叹口气,说以前只要某个变量显著,大家便想知道它为什么重要;现在一找到新的信息,原来那些显著结果就少一个。他这句话带着一点玩笑,却没有多少笑意。程屿知道他着急,毕业论文的中期检查已经过去,后面还有很多手续需要准备。但他也知道,暂时看见的统计变化不能靠一句“数据太复杂”搪塞过去。过去几个月他们不断发现新的记录问题,如果不先处理清楚,再漂亮的结果也可能在另一个数据集里重新消失。

午后,梁静安排了一次与感染科医生的讨论。参会的谭医生负责医院部分感染相关诊疗工作,对微生物检验和抗菌药物使用十分熟悉。他把两份经过规范处理、去除身份信息的临床资料放到桌上,告诉程屿,这些病例并不是为科研模型准备的教科书例子,病人当时要面对的是具体感染和治疗选择。其中一位患者经过检查后需要及时接受合适的抗菌治疗,医生还必须根据病原学证据、病情变化和药敏结果调整方案。谭医生说,如果有人因为担心菌群受到影响,便认为这类患者最好不使用抗生素,那是把问题理解反了。治疗的获益与可能风险必须放在特定情境下判断,不能只从粪便样本里某一种微生物的丰度变化出发。

梁静坐在旁边,没有急着插话。等谭医生说完,她才问程屿,在当前的精神疾病队列里,能否准确区分受试者是因为感染接受治疗,还是由于其他原因使用某些药物。程屿说并不能全部区分。部分记录能够查到明确适应证,但也有不少信息不完整,而且感染、其他健康状况以及药物使用都可能与临床分组有关。他原先希望把抗菌药物暴露作为一个简单的二元变量加进模型,现在看来,这样做至多能够处理一部分问题,不能自动消除全部混杂。谭医生把资料收起来,说最好先决定研究究竟要回答什么。如果要分析药物对菌群的影响,就得把药物类型、时间和适应证尽可能记录清楚;如果要寻找疾病相关微生物特征,也必须考虑这些因素是否可能改变观察结果。

会议结束时已经四点。杜然抱着电脑跟程屿走出会议室,先说自己越来越不喜欢“混杂因素”这个词,随后又问是否应当把所有曾用过抗生素的人都排除。程屿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让他算一算排除以后还剩多少人,不同研究中心和不同诊断组的样本比例会变成什么样。两人在走廊里停下,杜然打开电脑,发现某些组别的样本会减少很多,而且排除比例并不相同。程屿提醒他,如果简单删掉这些人,也可能改变原来队列的结构,让新的结果只代表剩下的那部分受试者。杜然看着表格,沉默片刻,说原来想让数据变干净,也不是把不合适的东西删掉就行。

回到实验室,程屿把当天的讨论记在白板一角。白板上原本还写着几个研究任务:跨中心复现、药物敏感性分析、菌株层面探索,以及下一轮随访资料整理。杜然拿起笔,想把“抗生素”单独圈出来,随后又觉得这样写容易使别人误会他们只在研究一种药物,便改成“近期抗菌药物暴露”。两个人为了几列数据讨论了将近一个小时,最后决定由临床团队进一步核对能够追溯的记录,暂时无法确认的部分明确标记,并分别报告完整样本与限定样本的结果。杜然说这恐怕会增加不少工作量,程屿答应帮他联系其他研究中心,但没有保证在一周之内便能处理完。

当天晚上,罗慎把程屿叫进办公室。桌上摆着一份新的项目进展表,已经填写了部分研究成果和下一阶段计划。罗慎问模型是否有希望在年底前形成完整论文,程屿说可以推进,但原先关于诊断预测的部分需要大幅调整。罗慎没有表现出意外,他已经陆续看过研究团队提交的分析报告,知道外部验证存在问题,只是不希望项目永远停在反复检查的阶段。他说若证据不够支持临床预测,也可以把研究重心转向微生物生态差异与不同临床表型的关系,但必须明确边界,不能把所有可能有趣的方向都堆在一篇文章里。

程屿知道导师说得有道理。过去几个月,他每发现一项问题,便想再增加一组分析,久而久之,论文框架变得越来越庞大,真正能够确定的结论反而没有增加多少。罗慎翻开工作计划,提醒他杜然就快毕业了,不能等所有科学问题都得到回答,才允许学生完成当前阶段的成果。程屿说自己明白,会把已经比较清楚的分析和仍需验证的探索分开安排,让杜然能够完成一份真实、边界清楚的研究工作。罗慎听完,把进展表往他面前推了一点,让他下周之前写出具体时间表,而不是再交一段关于方法应该多么严格的原则性说明。

那天傍晚,杜然把自己准备毕业的时间表发给程屿,里面标着论文预审、数据归档和答辩材料提交的大致期限。原本空着的一列,被他用红色写上“尚待决定”。程屿打开表格,发现杜然将自己最熟悉的分析任务都安排得很紧,却给临床数据核查留了很短的时间。他打电话过去,问为什么这样排。杜然说如果什么都等其他单位先确认,自己恐怕连手头能做的工作也做不完。程屿听得出他语气里有委屈,便没有要求立即重写,只和他一项项区分哪些事情可以独立完成,哪些必须等待合作方提供材料。两个人修改到很晚,最后留下了几条明确的备选方案。杜然说其实最害怕的不是结果不好,而是每天都不知道下一步究竟该做什么。程屿没有说什么鼓励的话,只告诉他明天先把已经核对完的结果整理成可交付的章节,不必等所有问题解决才开始动笔。

杜然挂断电话后,程屿想起自己刚读博士时的一次失败。那时他负责一批数据的整理,几个星期里一直找不到重复样本编号的来源。导师叫他把每一步输入和输出重新列出来,他嫌麻烦,连续换了几种程序,最后才发现错误出在最初的一份人工录入表。如今他经常要求学生保留原始记录,并不是因为自己从未做错,而是因为那些错误曾经让他付出很多代价。想到这里,他打开邮件,给研究中心负责样本管理的同事写了一封尽量清楚的请求,列出需要核查的范围和每项材料的用途。写完后,他把邮件读了一遍,删掉一句可能让对方误以为必须立即完成的催促,才按下发送。

离开办公室时,程屿在楼下碰见叶岚。她刚从一场馆藏交流活动回来,手里提着几份装在纸袋里的复制文献。看见他,她便问关于青霉素那部分展板能否抽空再核对一遍,因为有人把1928年弗莱明观察到抗菌现象与1941年的临床开发写在同一行,仿佛中间只隔着一次简单的纯化实验。程屿听完说,历史时间线确实要拆开,尤其青霉素能否用于患者,取决于后来许多研究与生产工作的积累。叶岚把纸袋递给他,里面有牛津一座科学史博物馆公开展示的早期培养器具与回收药物的图片。程屿看见那些陶瓷容器,想到自己小时候母亲用来做酱的陶缸,不由得多看了几眼。

“你觉得这两种发酵是不是很像?”叶岚问。程屿说当然有相通之处,都涉及微生物在一定条件下生长和产生物质,但目的、工艺控制和产物安全标准相差很大。叶岚说自己并不是要把它们写成一回事,只是觉得书里讲伟大发现时,常忘记有多少普通的生产经验和工艺劳动参与其中。她翻开资料,指出某张图片上的容器看起来并不精致,却曾被用于扩大早期青霉菌培养。程屿说一套技术究竟有没有用处,本来也不能单凭器具外表判断。两人站在大厅里聊了十来分钟,直到保安准备关掉部分照明,才各自离开。

周末,程屿回了一趟家。母亲正在院子里检查一批已经成熟的酱料,旁边放着两个洗净的空桶。她听说儿子最近研究不顺利,便没有多问,只叫他先去把车上的米和水果搬进屋里。晚饭时,她谈起附近一位老人因肺部感染住院,家里人起初犹豫要不要按医生建议治疗,后来还是及时去了医院。母亲说这种事总不能自己猜,病得厉害的时候还是要听医生的。程屿想起白天和谭医生的讨论,便问她为什么这么想。母亲说,做酱坏了一缸可以再做,人若生病,哪里有那么多机会自己试来试去。她说完继续夹菜,并不知道这句话正好碰到了儿子最近反复思考的问题。

那天夜里,程屿帮母亲把旧陶缸移到墙边。几只缸已经用了十几年,缸沿有细小的磨损,底部也留下难以完全清洗的痕迹。母亲说等明年生意再少些,就把其中两只封存起来,不再用于制作食品。程屿原本想说这些旧器具也许适合做微生物群落研究,话到了嘴边却没有说出口。他知道母亲目前只是想把作坊慢慢收拾妥当,不一定愿意再多承担一项研究任务。他陪着她核对今年已经卖出的货物,又替她把几张手写的发酵记录装进透明文件袋。母亲嫌他做得像整理实验资料,程屿说至少以后翻找方便,母亲便不再反对。

星期一回到学校,杜然正在等他。过去几天,他没有继续优化疾病预测模型,而是按照新的思路检查菌株层面的信息。他指着电脑上一张表说,有两个研究样本里某种细菌的物种丰度差不多,但能够可靠检出的部分功能基因却不一样。程屿问是否已经考虑测序深度和基因注释质量,杜然说检查了一部分,仍需进一步核实。两人把差异最大的几段序列打开,发现其中一些可能只是覆盖不足造成的缺失,另一些则值得继续研究。杜然本来想立即画一个大型基因交换网络,被程屿拦住,让他先把同一物种内部的遗传差异证据整理清楚。

杜然有些不服气。他觉得微生物遗传交换是个很有意思的方向,既然已经发现了不同样本的基因差异,为什么不能继续推断它们之间发生过转移。程屿说现在还不能这样判断。一个样本里检测到某个基因,而另一个样本没有,不一定代表发生过水平转移;不同菌株本来就可能存在差异,测序质量和注释方法也会改变结果。杜然听了半天,终于把准备绘图的窗口关掉,说那究竟怎样才能知道它们的遗传信息是怎么来的。程屿没有给他一个现成答案,只提议先查阅细菌遗传转化和基因交换的经典研究,再明确现代数据能够提供怎样的证据。

他打开浏览器,准备寻找文献。屏幕上出现一篇1928年发表的旧论文,作者姓格里菲思,讨论的是肺炎链球菌的类型。杜然看了一眼,说自己在微生物学课上读过这个实验的示意图:粗糙型与光滑型细菌、加热处理,以及不同实验条件下的小鼠。程屿点头,说课堂上的图很简洁,简洁到有时会让人忘记,当年研究者并不知道今天这些机制解释。两人约好等把原文读完再讨论,随即把网页存入共享资料夹。窗外午后的太阳照在楼下的树叶上,实验室的空调刚刚启动,杜然的电脑屏幕里仍是一排排尚未核实的序列编号。


真实历史与科学解读

抗菌药物的合理使用可以治疗细菌感染,但其使用与肠道微生物组变化之间的关系,受具体药物、剂量、暴露时间、感染和宿主状态等因素共同影响。观察性研究不能仅凭用药与菌群变化的相关性推断因果;在分析中排除部分样本,也可能改变人群组成。不同菌株具有不同基因组和功能特征,但“两个样本检出基因不同”不足以证明曾发生水平基因转移。本章中研究队列、病历、会议、统计结果和所有现代人物均为虚构,相关讨论不构成个体治疗建议。

下卷将至 · 从形态到遗传第四卷 · 生命的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