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七章 借来的菌群
2013年,荷兰阿姆斯特丹
安妮第一次听医生解释粪菌移植的时候,把手里的水杯放回桌上,又确认了一遍自己没有听错。父亲已经因复发性肠道感染几次住院,家里人熟悉病房走廊的每一道门,也逐渐学会看一些常用化验指标。她原以为新的治疗总会是一种药、一次手术或者更精密的仪器,没想到医生介绍的研究竟然涉及来自经过筛查的供者的粪便材料。她皱着眉问,那样的东西难道不会带来新的感染。医生解释这一方法需要严格的供者筛查、规范操作和适当适应证,也明确告诉她,相关临床证据仍在不断积累,并不是任何肠道疾病都适合采用。
安妮三十九岁,在一家图书馆工作。她父亲曾经是中学数学教师,退休后喜欢走路,常常沿着运河慢慢散步,再到市场挑一些蔬菜。最近一年,反复的感染使他越来越不愿离开家,偶尔刚有一点好转,又因疾病复发不得不回医院。安妮把家里的工作和自己的工作时间重新安排,尽可能陪父亲就诊。妹妹住在另一座城市,周末才能赶回来,两个人有时因如何照顾父亲争执,后来又总在病房门口和好。
安妮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能随时陪父亲去医院。图书馆有固定的开馆时间,她负责的地方文献室又正在清点馆藏,旧报纸和地方年鉴装满几只高柜,馆长希望她在月底之前完成交接。她把父亲的预约时间写在工作台边缘的小日历上,试着与同事换班,换了几次才发现自己总在欠别人的人情。一天下午,她赶到病房时父亲正扶着床沿找拖鞋,见她进门,反而先问会不会耽误工作。安妮想说当然不会,话到嘴边却停住了,因为她明白父亲担心的不是今天迟到的半小时,而是往后越来越长的照护日子。
安妮回到家里时,父亲正试着独自走到厨房。几步路让他不得不扶住桌沿,额头上出了一层汗。她想伸手帮忙,父亲却摇头,说医生允许的活动他还是想自己做。安妮没有坚持,只把椅子推近些。自从感染反复发作,家里的事情便分成了‘以前可以’和‘现在做不了’两部分,连一顿普通午饭也常要仔细安排。父亲最怕的并非某一种陌生疗法,而是自己日后需要每一次都等女儿从工作地点赶回来。
医生向家属介绍正在发表和讨论的临床研究,说明某些复发性艰难梭菌感染患者在特定条件下可能从微生态重建治疗中获益,也强调仍需结合病情、治疗史、风险和医疗机构的实际条件判断。安妮回家后查阅了许多资料,看到的报道却极不一致。有的把这种方法写成医学突破,有的使用夸张标题,暗示肠道微生物能够决定从肥胖到情绪的几乎所有疾病。她越看越困惑,索性把资料分成两摞,一摞是医生提供的正式研究,另一摞是没有明确来源的网页。
父亲对新治疗并不排斥,只是对自己反复住院感到厌倦。他曾经教学生解方程,退休后总说只要认真计算便能得到一个清楚的答案。如今他发现医学没有那么直接,药物有效时会有希望,病情复发以后又不得不重新调整计划。安妮陪他在病房里吃晚饭,父亲忽然问,所谓微生物群落究竟是不是一群细菌互相帮助生活。安妮说自己也讲不清,只能照着医生的说明介绍,肠道里原本存在复杂的微生物群落,某些疾病和治疗会改变这种生态状态,在特定情形下恢复群落功能可能具有治疗意义。
父亲床头放着一本旧教学日志,封面已经磨得露出硬纸。安妮以前以为里面都是课表,翻开才发现,退休后的父亲用它记录过每日步行距离、买菜花费、与老友约棋的时间。生病以后,后半本渐渐换成了复诊日期、用药名称和突发症状的简短说明,原先那些写着“去河边”的格子被铅笔划掉,只剩下空白。父亲注意到她在翻,伸手把本子拿回来,解释自己不是想留下什么医学资料,只是有时候醒来不知道星期几,看看日期就安心一些。安妮帮他把笔插回书脊,没有提议改用手机记录。
二月,安妮在图书馆整理新到的医学期刊时,读到一项关于复发性艰难梭菌感染治疗的随机临床试验。她注意到研究比较了不同方案,并非只报道几位接受新方法后好转的患者。文章里的数字和统计方法她未必都懂,却明白研究者是在尝试回答具体的治疗问题。她把文献的基本信息抄在笔记本里,下次就诊时带给医生,问父亲是否符合相应的治疗条件。医生认真看过后,解释试验人群、治疗流程和当地能够提供的实际方案,与父亲当时的病情不一定完全一致,不能直接照搬。
她把那篇论文印成两份,一份留下,一份寄给妹妹。论文中比较的并不是所有肠道疾病,而是经过特定条件筛选、存在复发性艰难梭菌感染的患者;研究人员还设置了不同的治疗组,并在一段随访时间内观察症状是否消退和复发。安妮把自己看得懂的地方轻轻划线,把不明白的统计指标圈出来,另写了三张小纸条,分别问父亲是否属于研究中相同的患者类型、当地是否具备相应诊疗条件,以及治疗可能给他带来什么额外风险。她没有把论文里较高的成功比例抄在纸条最上面,因为她知道父亲一旦看见那个数字,很可能再也不愿意听它的适用范围。
复诊时,医生拿出写有治疗选择和研究条件的资料,解释复发性艰难梭菌感染的特殊性,以及为什么需要对供者材料进行严格筛查和规范处理。安妮逐项询问可能的风险、疗程后仍需怎样随访,甚至问若不接受这种方案是否还有其他选择。医生没有催她作决定,只建议父女回家再商量。回程的电车上,父亲一直望着窗外,直到快到站时才说,他愿意考虑,但不想让女儿觉得只有这一条路。
安妮的妹妹米拉起初反对让父亲继续接受任何自己不熟悉的治疗。她在电话里说,父亲已经很虚弱,家人不能因为某项研究看起来有希望,就不断要求他承担新的风险。安妮觉得妹妹没有认真听医生说明,两个人在医院门口争执起来,声音大到经过的人都回头看。最后父亲自己出来,问她们能不能先陪他吃完午饭,再决定下午谈什么。姐妹俩只好一起走进病房,帮父亲把餐盘放稳。
米拉真的从外地赶来时,姐姐原想请她先到家里吃饭,妹妹却拎着行李直接去了医院。她们在自动售货机旁站了很久,几次想谈父亲的治疗,最终先说起各自的工作。米拉并不是不愿分担责任,只是公司的请假制度严格,几次临时出行已经让她被主管提醒;安妮的难处则在于照顾父亲的每一件小事都由她承担,连哪条公交车早晨最不拥挤也变成必须记住的知识。她们后来把能确定的事情写在一张纸上:谁陪复诊,谁负责联系家庭医生,谁替父亲买日常用品。纸写到一半,父亲从病房里打来电话,问两个女儿是不是又在替自己吵架,能不能先上楼把饭吃完。
那次争论之后,安妮开始把每次医生谈话的重点记成几条清楚的问题:治疗要解决什么问题,已有哪些证据,存在什么风险,如果病情发生变化又该怎样处理。米拉读完以后,发现姐姐并非打算不顾一切采用新方法,态度也慢慢缓和。她周末带来一只小收音机,父亲听见熟悉的爵士乐,竟然跟着节奏在被子上轻轻敲起手指。安妮站在窗边看着,忽然意识到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听见父亲主动谈起音乐。
父亲恢复得稍好一些以后,安妮帮他整理旧书架,在一本数学教材里发现夹着多年前的学生来信。信里感谢老师曾在考试失败后耐心指导,末尾写着自己后来仍然选择继续学习。父亲把信看了许久,说现在才知道原来有些学生真的记得那几堂课。安妮笑他年轻时总嫌学生不肯认真做题,现在倒因为一封旧信高兴半天。两个人一起把书重新排好,给那封信换了一只干净信封。
家里最小的外孙听说外祖父要接受一种特殊治疗,问是不是以后就不会再生病了。安妮没敢回答得太满,只告诉他医生会尽力,但还需要继续观察。孩子不喜欢这种回答,追问为什么大人总说‘可能’。父亲坐在沙发上听见,慢慢笑起来,说因为大人也有不确定的事情。孩子思考片刻,去拿来棋盘,说既然今天不能出去玩,便让外祖父陪他下一局棋。
在接下来的治疗中,安妮一家经历了几次等待。父亲先按照医疗团队的安排接受评估,医生反复核对感染证据和既往用药史,并与他讨论可获得的治疗选择。安妮发现自己原先只盯着“是否采用新方法”,如今更愿意把注意力放在父亲具体的获益和风险上。她不再对医生提出某种保证,也不愿因为一篇引人注目的报道就断言其他治疗全都无用。妹妹周末来医院,带来一束花,父亲抱怨花瓶太小,两个女儿便在病房里找了半天,最后借来一只干净的玻璃水瓶。
真正让安妮难熬的并不是某项治疗操作本身,而是决定以后那些需要等待的日子。医生向他们明确说明当时能够提供的方案、复发的判断依据和需要及时报告的症状,父亲则提出希望在不适时直接联系医疗团队,而不是每次先由女儿代他发问。安妮起初担心他记不住电话号码,后来把纸卡放在父亲伸手可及的地方,试着让他独自复述重要事项。父亲说自己教了一辈子学生,如今重新学会在问诊时提问,也并不丢人。这次谈话以后,安妮不再把照料等同于替他决定一切。
那年春天,父亲病情逐渐稳定,能够比此前更规律地进食和活动。安妮不把这段改善简单归于自己读到的某一项研究,更不打算把父亲的经历推广到其他患者。她只是觉得,经过漫长的治疗和反复复发,生活终于开始出现新的安排。父亲提出想去运河边走一走,她先担心路太远,后来陪他从家门口走到最近的一座小桥。两人走得很慢,每隔一会儿便停下休息,桥边有孩子把面包屑撒进水里,几只水鸟争着游过来。
走到小桥时,父亲在栏杆边停下,看了看水面,又问桥对面那家旧报刊亭还开不开。安妮说早就改成了卖咖啡的小店,他不太相信,坚持再往前走几步,亲眼看见新招牌才愿意折返。那天他走得很慢,还不得不中途休息,但回家以后竟然拿出旧地图,给外孙指当年自己上班经过的路线。安妮原本打算逐项追问有没有腹痛、有没有疲倦,见父亲讲得兴起,便等他讲完再把当天需要记录的症状记下。她知道生活在恢复,医学随访也仍需继续,两件事不必互相取代。
回家路上,父亲突然谈起年轻时带学生参观工厂的经历。那时候他总把数学看作一套安静而稳定的规则,后来才发现,同一道题对不同孩子来说难度完全不同,有的人需要图画,有的人需要多做几次才能理解。安妮笑他连生病都要讲教学方法,父亲说不过是闲着无聊,想找点话说。两人又慢慢走了一段,遇见隔壁邻居,站在路边聊了几句天气和花园里刚开的郁金香。
安妮后来把试验报道与广告文章分开放进两个夹子。前一种材料写着明确的患者条件、比较治疗和随访结果,后一种却喜欢使用‘让人体重新拥有健康菌群’之类的大句子。她逐行看过,发现自己真正需要的不是一种无条件的希望,而是一份能帮助家人与医生共同作决定的说明。父亲看见她的夹子,问是不是还要继续研究下去。安妮说还会读一些,但今晚先想把窗边那盆已经干了的花浇上水。
六月,安妮终于腾出一个上午,将父亲的随访单据、试验报道和医生写给他们的说明装进同一个文件夹。那些没有清楚来源的网页打印件被放到废纸回收箱里;她留下的材料不一定能回答所有问题,却至少写明了哪些证据来自实际研究、哪些结论仍需商量。整理到一半,父亲从厨房喊她,说旧茶壶的盖子总是盖不严,问能不能帮忙找一个合适的。安妮走进去试了试,发现只是壶口卡着一小片茶叶。她把那片茶叶捡出来,盖子便严丝合缝地合上了。父亲说这样的小事不值得她请假回来,她笑着把壶递给他,问午饭要不要煮一点过去常做的汤。
真实历史与科学解读
2013年,van Nood等人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随机临床试验,研究供者粪便十二指肠输注对复发性艰难梭菌感染的治疗效果,为特定情形下的微生态治疗提供重要证据。安妮、她的父亲与就医经历均为虚构,不属于真实试验受试者的改编。不能将该研究外推为粪菌移植普遍适用于其他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