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流感之年

一九一八年冬天,沈素云第一次听见有人把那场病叫作“重感冒”时,并没有觉得这名称有什么不妥。那天诊所里来了几个从外面赶回的工人,个个面色发红,头痛、发热,腿疼得像刚搬完一整车煤。他们说附近好几户人家都病了,有的还在炕上躺着,只是懒得出门请医生。哈尔滨的冬天向来漫长,寒风一来,老人孩子便容易生病,素云以前也照顾过许多咳嗽发热的人。可到了下午,又有一位年轻妇人被邻居扶来,连站都站不稳。妇人的丈夫说她前一天还在洗衣服,晚上忽然发热,早晨便像换了一个人,呼吸急促,连一口热汤也咽不下去。

素云已经三十二岁了,距离那场令人不愿再提的肺鼠疫过去整整七年多。她后来留在医疗与卫生工作中,学会了更加规范地整理病历,也能独自带着新来的助手核对药品和病人登记。她不再像二十四岁时那样,遇到紧急情况便先怀疑自己有没有做错什么;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已经习惯了死亡。每当看到一个人原本还能自己走进房门,过了几天却连呼吸都变得艰难,她仍会感到身体深处有什么东西猛地收紧,只是如今能够继续把应当做的事情做下去,不必停在走廊里等旁人来提醒。

父亲沈德昌的头发已经全白,冬天大多数时候坐在家里修些小物件。他的手过去很巧,车站上的铁扣、木柄和灯架只要还能拆开,总愿意自己试着修好。如今眼睛不如从前,稍微细一点的活便要女儿帮忙穿线。有时他把那条郭长顺生前准备的围巾搭在膝上,边看女儿收拾东西边问防疫工作忙不忙。素云每次说起最近又出现不少发热病人,父亲总先问一句:“跟那年的是不是一样?”她不愿随便回答,只说症状、传播情况和病原学证据都需要医生进一步判断,不能因为咳嗽发热便把它们一律看作肺鼠疫。父亲听完,点点头,仍然有些不放心。

周小山也还在城里。1911年春天之后,他没有回去长期扛煤,而是在卫生机构做过杂务,后来又跟着医护人员学习一些基本照护和消毒知识。七八年下来,他已经能够把登记册写得端端正正,遇见新来的年轻人,还会拿当年自己字写得歪歪扭扭的事情开玩笑。小山娶了妻子桂枝,有个三岁的女儿,小名阿鸽,跑起来很快,喜欢在院里追着晾衣绳下的影子玩。素云偶尔去他家,孩子总要求她把挂在墙上的旧皮帽取下来,戴在自己头上,走两步便滑到眼睛上,惹得一家人笑个不停。

一九一八年夏天以后,关于大范围流行性疾病的消息从不同地方陆续传来。报纸上有的称“流行性感冒”,有的用更通俗的名称,描述也不完全相同。到了秋冬之际,更多地方传出学校、商店和工厂多人同时患病的消息。素云所在的医疗点原本就不宽敞,随着附近发热患者增加,候诊的人逐渐排到门外,尤其遇到天气变冷,一群人挤在避风的屋檐下,更使工作人员感到担忧。有人希望把所有病人一律送往隔离场所,也有人认为许多患者病情较轻,在家休息就会好转,不宜把有限的床位全部占满。几位医生讨论了多次,仍必须根据每天变化的情况不断调整安排。

素云注意到,这一次前来就诊的人与记忆中的肺鼠疫患者很不相同。许多人起病突然,发热、头疼、肌肉酸痛和咳嗽同时出现,部分患者在休息和照护后逐渐恢复,另一些却发展出严重的呼吸困难。她看见不少年轻、平日里很健壮的人病倒,反倒是一些身体原本不好的老人,在同一户里并没有出现同样严重的情况。医护人员尝试把病例特点记录得更细,询问发病日期、共同生活的人和此前接触的场所,却仍然很难仅靠这些观察解释差异。那时医学界对于流感的病原尚未形成今天的认识,不同医生对其细菌学解释也存在分歧。素云只知道,每当有人拿“不过是感冒”来安慰正在喘气的家属时,自己都不愿跟着附和。

一位姓董的年轻女教师来到诊所时,怀里抱着一叠学生作业本。她叫董以宁,二十三岁,在附近教孩子读书。学校最近有不少学生缺课,她自己也发热,却仍在家里改作业,打算等孩子们恢复上课便把本子发还。到诊所的那天,她说话还算清楚,只是站一会儿便觉得头晕。素云让她先把作业本交给同行的妹妹,按医生建议休息和接受检查。董以宁很不情愿,说许多孩子平日里在家没有人辅导,若是少上几天课,学过的字很快便忘了。素云没有跟她争论,只问她现在能不能把自己的姓名和住址写清楚。董以宁从衣袋里取出铅笔,写了几行,字迹渐渐歪斜,最后不得不把笔放下。

那天午后,周小山帮忙把一筐煤搬进临时病房,又替一位行动不便的老人找来热水。素云见他忙得满头汗,叫他到后面吃点东西。他说桂枝早晨装了两个馒头,现在还剩一个,等把最后一车东西送完再吃。素云提醒他,近来发热病人很多,搬运物资时不能不分场所地进出,也不能因为急着赶活就忽略防护和卫生要求。小山笑着说自己见过那年的大阵仗,如今总还记得几条规矩。素云说记得并不等于每次都做到了,尤其这一次的疾病特点与从前不同。小山把煤筐放好,终于坐下来吃了半个馒头,剩下半个小心地包进纸里,说带回去给阿鸽尝尝,孩子最喜欢吃蒸得松软的面食。

到了十二月底,诊所临时增加了照护空间。病人太多,原本用来存放药品和旧家具的一间屋子也被清出来,摆上几张床。最困难的是缺人,部分医护人员自己生病,需要休息,留下的人便不得不连续工作。冬天屋里不能不烧炉子,却又要尽量注意通风,素云每天都要与负责生火的人商量何时开窗,怎样避免让正在发冷的病人受冻。煤不够时,周小山便帮着去仓库找,回来还要一桶桶送到不同房间。他忙起来总不肯坐下,偶尔有人劝他回家休息,他就说孩子的奶粉和面粉都得花钱,能多挣一天是一天。

有一天,董以宁的病情突然重了。她开始持续咳嗽,呼吸比前几天急促许多,夜里甚至不能平躺。妹妹坐在门外等消息,一见素云出来便问姐姐有没有危险,能不能让自己进去守着。素云知道对方害怕,先将现有的病情和医护安排尽量解释清楚,又说明探视需要遵守防护与管理要求。妹妹听完,问学校里那些孩子以后谁来教。素云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只说目前最重要的是让董以宁得到照护。她拿出一本记录册,发现里面夹着一张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纸。纸上用稚嫩的字写着“董先生病好了再来”,下面画着一只歪歪扭扭的小鸟,不知是谁托人送来的。

几天以后,董以宁的高热终于有些减退,呼吸也比原先平稳。素云把那张画放在她床边,告诉她孩子们正等着老师回去。董以宁看了很久,眼睛里慢慢有了笑意。她说那是自己班上一个总把“鸟”字写错的孩子,平时最不耐烦练字,没想到竟愿意花工夫画这么大一只。素云问是不是要替他指出错误,董以宁摇头,说等自己好起来,先让他把整幅画解释一遍。说完,她闭上眼睛,过了一会儿便睡着了。素云替她把被角掖好,回到桌旁继续处理新送来的病例记录。

周小山的病是在一个清晨被发现的。他原本要去送煤,走到门口却扶着墙站住,脸色潮红,额头烫得厉害。素云正好经过,问他怎么回事,他说大概是夜里着凉,回家捂一捂就没事。她让他先坐下,不要继续搬运,又叫来医生检查。小山嘴上仍然说自己只是累了,等开完药便能回去干活,但手脚发软,连水杯都险些拿不稳。素云问他什么时候开始不舒服,他先说今天早晨,后来被反复追问,才承认前一晚就开始发冷、浑身疼痛,只怕说出来会被赶回家休息,耽误工钱。

素云听完非常生气。她记得小山十九岁时便喜欢逞强,那时候只是把煤筐背得太重,如今却可能使自己和别人都陷入危险。小山看她沉着脸,终于不再解释,只问能不能有人去家里说一声,免得桂枝等不到他,带着阿鸽四处寻找。素云让同伴按照安排联络家人,自己则帮助医护人员处理他接下来的检查与照护。桂枝得知以后很快赶来,肩上背着女儿,另一只手提着一个装满换洗衣物的布包。小阿鸽一看见素云便高兴地叫她,随后四处寻找父亲,发现父亲没有像往常一样跑出来抱自己,脸上的笑渐渐消失。

桂枝原本是个能干而爽快的女人,家里大事小事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她听见丈夫需要留在医疗场所,便立刻问可能要多久、自己该准备些什么,随后又担心女儿前几天是否曾与父亲密切接触。素云帮她把需要说明的事情一项项记下来,没有随口保证小山几天就能恢复。桂枝见她说得认真,渐渐也不再追问确定的日子,只把布包放在指定位置,叫她有机会便告诉小山,家里的煤够用,孩子也有人照顾,不必老惦记少挣的那几天工钱。素云点头答应,望着母女俩离开,忽然记起七年前郭长顺的妻子也是这样,抱着孩子站在门口,把全家的生活交给几句尚不能确定的回答。

周小山最初几天时好时坏,有时烧退了一点,便想坐起来问登记册有没有人整理;有时咳嗽得厉害,连说话也要停下来喘气。素云去看他,常见他把头偏向窗户,望着外面的积雪发呆。她让他别操心工作,有人会接手,他便笑,说自己过去扛煤时最怕失业,如今好不容易会写几页字,又怕别人发现写得比自己好,便把活全接过去。素云告诉他,写得好的人多的是,等身体好了再去比不迟。小山点点头,问她还记不记得自己第一次来借手套。她说记得,那时他连手背冻裂了都不肯处理。两个人笑了几声,却很快被一阵咳嗽打断。

病情在随后一个夜晚急转直下。周小山呼吸越来越困难,医生与护士持续照护,仍没能挽回他的生命。素云接到消息时,正在另一间屋里替一位年长患者换好被褥。她把手边的事情做完,才走到记录室核对姓名。值班的人问是否由她来通知家属,她说自己认识那家人,先让自己去。走出院门,天还没亮,雪在路灯下泛着灰白色。素云沿着熟悉的街道往前走,经过一间已经关门的米铺,忽然停下来,发现自己忘了把围巾系紧。她站在风里重新系好,手指冷得不太灵便,折腾了半天才把结打稳。

桂枝开门的时候,头发还没梳好,屋里传出孩子翻身的声音。她一看见素云,便明白发生了什么,却仍然问:“小山怎么样?”素云把夜里发生的事情说明白,没有说出虚假的安慰话,也没有把所有细节一次性塞给她。桂枝坐在炕沿上,双手扣在膝头,过了很久才问,丈夫临走前有没有提起女儿。素云告诉她,前几天小山确实问过家里煤够不够、阿鸽有没有好好吃饭,后来病得重了,便很难再说完整的话。桂枝点点头,眼睛望着炉口,仿佛还在等一个能让丈夫重新回到屋里的解释。孩子醒来后叫了一声“娘”,她才起身去拿衣服,动作慢得像身体不听使唤。

素云留下来帮了半天忙。桂枝不肯让她做太多事情,只请她替自己把一只旧箱子从床下拖出来。箱子里放着周小山这些年积攒的东西:一把磨钝的小刀、几张已经发黄的工作凭据、一件旧皮帽,还有一本薄薄的练字本。素云打开本子,看见前几页的字写得很大,笔画歪斜,后来一页比一页整齐。最后几页抄的是一些常用的姓名、日期和地址格式,旁边偶尔画着给孩子玩的简单小图案。桂枝说小山以前总怕自己写错字,夜里没事就练,练到后来连女儿的小名也能写得特别漂亮。素云把本子重新合好,没有带走,叫桂枝替阿鸽收着,以后也许愿意看看父亲留下的字。

回到诊所,素云把周小山的记录整理完整。她的笔在姓名那一格上停了片刻,并不是不确定该写什么,只是不太愿意看见那几个字与一列死亡日期放在一起。七年前,小山年轻得像个没长大的孩子,站在雪地里说自己什么活都敢干。后来他学会了登记、照护和一些基础的防疫工作,如今还不到三十岁,便没有机会再回家。素云把日期核对清楚,照例检查了其他栏目,然后将纸放进文件夹。隔壁屋里,有人在叫她帮忙整理刚送来的物资。她把椅子推回桌下,起身走了过去。

接下来的日子依然很忙。董以宁逐渐恢复,能够坐起来看一会儿书,也开始关心学校是否已经恢复上课。素云劝她不要急着回去,身体恢复需要时间,况且学校里的情况还得由家人和同事进一步了解。董以宁没有争辩,只问能不能借一支笔,想给班上的学生回一封简短的信。素云找来纸笔,看她写了几行,便将信交给来探望的妹妹,嘱咐按当时的规定送出去。那张画着小鸟的纸仍然放在床边,角上已经卷了起来,董以宁却始终不肯扔掉。

开春前后,附近的发热患者逐渐减少,但并不是所有家庭都能很快恢复原来的生活。有的人病愈后仍然虚弱,不能立即返回工作;有的人因亲人去世而失去主要收入,必须另找谋生办法。周小山家里尤其困难,桂枝原先靠缝补和给人洗衣补贴家用,如今还要独自照顾孩子。素云联系熟人,帮她介绍了几份适合在家做的活计,也替她问过能否申请一些临时救助。桂枝每次见到她都说不必再费心,等素云真的带来消息,却又仔细听完,问清楚工钱什么时候结算、需要先买多少布线。她没有办法一直哭,也没有办法不为明天的饭做准备。

三月的一天,素云下班后路过郭家旧宅,忽然发现屋前的石阶已经被人扫净。七年前郭长顺去世后,家人迁走,后来又换过几户租客,门楣上的木板也早已不是从前那块。她站在门边回想,那年肺鼠疫之后人们也以为最难的日子已经过去,列车重新开动,市场逐渐热闹,大家忙着为新的生活打算。可是七八年以后,又有另一场疾病来到城里,病得最重的人未必与从前相同,医生们也不能把旧日经验一成不变地拿来使用。她没有因此认定过去的防疫工作毫无意义,反而更加清楚,那些曾经救过人的办法,只有在新的情形下经过重新判断,才可能继续发挥作用。

她回家时,沈德昌正在屋里修一盏旧灯。老人听见脚步声,抬头问今天病人是不是少些了。素云说少些了,便蹲在炉边烤手。父亲放下灯,问桂枝和阿鸽最近怎样,她把自己能帮上忙的事情告诉他,又说过几天打算再去看看。沈德昌听完,从柜子里翻出一点钱,要女儿替自己送过去。素云说他自己也没多少积蓄,父亲却把钱塞进她手里,说从前郭长顺帮过这个家,小山这些年也一直帮人做事,如今孩子没有父亲,街坊多少该搭把手。素云把钱收好,没有再推辞。

晚上,她坐在桌边整理新的护理记录,发现一页纸边被不知谁画了只小鸟,线条很笨拙,翅膀却张得很大。她仔细看了看,认出那是董以宁病房里的学生画作留下的印痕,纸张叠放时把一点墨迹蹭到了下面。素云拿起橡皮想擦,发现并擦不干净,便把这页纸放到一旁,重新取了张干净的记录纸。窗外有车驶过,轮子压在尚未化尽的冰雪上,发出沉闷的响声。她把灯挪近些,核对新写下的姓名和日期,直到最后一行没有问题,才将纸整齐地夹进登记册。


真实历史与科学解读

1918—1919年流感大流行波及中国多地,报刊可见春夏与秋冬不同阶段的疫情报道,东北亦有相关记载;各地疾病负担并不相同,而当时的系统性死亡统计有限,对总死亡人数的后世估计存在不确定性。1918年的医护人员尚不具备1933年以后确立的流感病毒分离证据,不能让他们提前使用完整的现代病毒学解释。沈素云、周小山、桂枝、董以宁及其诊所、死亡记录和家庭经历均为虚构;章节旨在呈现时代中普通医护与家庭的境遇,不能视作可追溯的个人史料。有关大流行的中国史料研究参见文献[28–30]。